“把一滴墨水滴到一盆水里，再想收回来成本和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源头治是很重要的。”
说这话的是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李海生，过去两年，他的履职工作主要是围绕如何把环境环保的需求纳入到其他的法律里面去，增加法律条文的“含绿量”，从源头减少污染的产生和对生态的破坏。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李海生
李海生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前任党委书记、院长，长期致力于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与工程环境管理的理论方法、政策制度与实践创新。创建了大规模开发建设活动“决策源头调布局—发展过程控强度—累计涌现协同治”的累积性污染控制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科技支撑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累积性污染源头预防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快速改善。主持总理基金项目“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73课题、国际合作项目等20余项。
2025年全国两会前夕，李海生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就如何做好履职工作和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创新提出他的看法。他指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不给力”、“马后炮”、“两张皮”等问题亟待破解，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要加强央地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
不久前，李海生卸任中国环科院院长一职，作为中国环科院首席科学家，他说下一步计划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带着大家一块再做一些努力，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再做一点贡献。
以下为对话全文：
增加法律条文的“含绿量”
澎湃新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环资委委员，您是如何履职的？
李海生：去年的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矿产资源法修订的建议，都得到了相关部委和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回复，特别是在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中，生态文明的要求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我希望协助全国人大环资委，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嵌入到其他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条文中，努力提升这些法律的“含绿量”。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各行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积累，环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美丽中国建设也不是环保部门自己的事，要靠全社会都行动起来，这样才能推动各行各业投身到美丽中国建设当中去。
澎湃新闻：今年全国两会您带来哪些建议？
李海生：今年我的建议主要是关于海商法的修订，海商法自1993年施行以来，为我国持续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促进航运和贸易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当前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强与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公约的衔接，特别是要关注航运过程中的减污降碳问题，增加相关法条的“含绿量”。
之所以提这个建议，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党中央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也是不断加大。在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要，如何充分发挥海洋这一地球上最大的“碳汇”聚集地的绿色潜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二是对当前复杂外贸形势的积极应对。我国既是航运大国又是贸易大国，一些西方国家总喜欢拿碳关税来说事儿，来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船舶行驶到一些国家的海域，是要交“过路费”或者是“碳税”的，说我们的船舶污染了他们的水质等等。那我们也要积极回应，需要在立法层面来保障我国船舶的合法权益，对中外船舶要一视同仁，维护法律的公平。
要从过去狭义的环境科技向广义的环境科技转变
澎湃新闻：您长期从事生态环境科学研究工作，环境领域科技创新除了大家观察到的，比如环境治理、环境监督执法已经从过去的人海战术转变为依靠无人机、无人船、大数据等技术，还有哪些突破和创新？
李海生：经过一代又一代环保人、环保科技人员的努力，我们国家的环境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是像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一样，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比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我们通过建成重污染成因区域联防联控科学决策平台，首次系统性揭示了区域PM2.5爆发式增长机理，实现“一屏会商”、“一图通览”、“一键调度”，让重污染天气污染预报准确率接近100%，污染级别预报准确率接近80%，预报时长由以前3天-7天，扩展到10天，为各地提前采取应急管控措施、减少污染物的累积起点、降低污染峰值，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环评审批已迈入人工智能（AI）+时代。杭州在全国率先完成通用大模型行业环评应用落地，实现试点行业环评报告“智能生成+智慧审批”双突破，达到30分钟自动生成环评报告、15分钟完成报告审核，有效助力企业的降本增效、提升环评效率等等，这些都体现着环境科学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澎湃新闻：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入推进，一些更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待解，比如大气污染防治如何再进一步，比如长江流域的总磷如何进一步降低等等，这对环境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李海生：长期以来，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存在亟需破解的五大难题，第一是科技服务管理支撑“不给力”的问题，第二是科研落后管理需求“马后炮”的问题；第三是面对大的区域性、全球性环境问题“说不清”的问题；第四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基础研究不足，亟需“补短板”的问题；第五个方面是科技创新与产业绿色发展的需求，严重脱节，存在“两张皮”的问题。
再加上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入推进，好啃的骨头基本啃完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环境问题复杂性增强，解决难度加大，改善环境质量的边际成本在增加、边际效益在下降，这些都更依赖于科技创新。
为解决这些问题，去年8月，按照生态环境部的工作部署，中国环科院组织开展了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目的就是超前布局、分析研判未来我们到底需要哪些环境科技，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开展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由62家优势单位，近200名专家和30多位院士组成的咨询专家团队，设置了8个研究方向，27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
通过研究，我们提出要从过去狭义的环境科技向广义的环境科技转变，狭义的环境科技更加强调末端的环境治理，广义的环境科技就是要把环境科技，对上嵌入到国家的环境管理，对下要嵌入到地方的治理，同时嵌入到行业发展当中，这样才能够催生新质生产力，让每个行业都绿起来，环境问题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想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是要做到“三个更加”：一是更加精准，要科学识别生态环境污染类型及成因，做到问题、时间、区位、对象、措施“五个精准”，确保靶向治疗、精准施策。二是更加协同，大气污染治理要根据污染传输路径“抱团式”联防联控，流域污染治理要统筹推进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深入研究污染生成机制和传输路径，找到协同治污的关键策略，确保找准规律、协同治理。三是更加智能，要主动融入“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深化生态环境大数据、大模型应用研发，建立综合分析、科学研判的“智慧脑”，辅助科研人员实验设计优化、机理机制演绎等，助力现有技术迭代、未来技术发掘、跨界技术应用。
最近，生态环境部牵头多个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意见》，里面专门提出推进跨介质复合污染模拟与调控模拟器建设，这个模拟器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智慧脑”，它可以来帮我们解决经济、社会、环境复杂的系统问题。
生态环境科技创新要央地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
澎湃新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您曾提到由于科技资源分配不均衡，地方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无论难易都进京“问诊”。这是否会导致地方环科院更加弱化？中央和地方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力量是如何分工的？如何解决您提到的这类问题？
李海生：生态环境领域的问题不是靠一个专家、一个单位就能解决的问题，就像医疗行业一样，患者都想到北京来看病，都想到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院这些大医院找知名专家，这就对大医院形成了一定的挤兑效应。生态环境领域也是类似，地方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无论难易都进京“问诊”，这会导致地方环科院实力更加弱化。
所以在制度设计上，科技资源要做到央地协同，上下一体化，形成全国生态环境治理“一盘棋”的局面，我觉得才会花更少的代价去解决更大的问题，效果会更好。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还处于先行先试阶段，亟需相关政策支持，更好发挥政策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近年来，中国环科院在央地协同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在全国几个典型地区挂牌了几家分院，实际上就是给地方的环科院挂了个牌子搭建一个平台，但这个平台要按照中国环科院的管理体系去做，把国家的一些科技政策要求尽快地传达下去，带动地方进行改革，推行KPI考核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把地方的队伍和力量带起来。此外，我们也设立了负面清单，原则上避免承接规模较小、重复性高、科技含量低的咨询类项目，避免与地方科研力量争“轻病轻症”，专心治疗“疑难杂症”。
通过“引导、合作、禁限”的方式，国家科研力量将更加聚焦国家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研究，地方科研力量在参与国家大项目、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做“小而美”的应用研究，着力解决各具特色的地方环境问题，从而共同带动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效能的整体提升。
“1+X”科技攻关是典型的央地协同模式，适合在解决相似问题时推广
澎湃新闻：近年来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为牵头单位，采用“1+X”科技攻关模式，这种模式是否适合在更广泛的领域推广？
李海生：2017年以来，在生态环境部的领导下，中国环科院采用“1+X”科技攻关模式，先后成立了大气攻关、长江、黄河三个国家级联合研究中心，组织全国近千家科研单位和团队、1万余名科技工作者，深入145个重点城市开展“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为地方“送科技、解难题，把脉问诊开药方”，提供技术方案、政策建议等4200余份。
通过“1+X”科技攻关模式和“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我们把实验室搬到了治污的前线，把科研成果真正与治污实践结合，打通了组织、区域、学科、信息、技术五大壁垒，贯通了技术流、信息流、人才流，形成了科学统筹、上下联动、协同攻关的有组织科研范式，推动环境治理从“切块式、片段化”向“协同式、整体性”转变，有利于系统解决生态环境复杂巨系统面临的碎片化治理难题。
可以说，“1+X”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央地协同模式，是生态环境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有益探索，注重系统协同，特别擅长解决“九龙治水、各自为战”难题，不仅能处理一项问题，而且能解决一类问题、提升一个领域，必将在面临相似问题的其他领域大有作为。
期盼让更多科技成果由“书架”走上“货架”
澎湃新闻：前不久刚卸任中国环科院院长的职务，您接下来您会重点关注哪方面的工作，会做哪些工作？
李海生：作为人大环资委委员，我将继续努力提升法律条文的“含绿量”，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源头去控制减少污染的产生和生态的破坏，实现污染治理代价小，效果好。
从自身研究领域上来讲，多年来，我一直围绕着大规模开发活动产生的累积性污染，开展了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在我国加入WTO，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我们聚焦环评领域，为国家打造了污染的源头“控制阀”，实现了“源头防”。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主要围绕雾霾等区域性累积性污染物的协同治理做了一些工作。
气候变化也是二氧化碳累积造成的问题，也是大规模开发活动造成的累积性污染。所以下一步，我也主要会在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方面投入一些精力，围绕二氧化碳的“源头防”、“过程控”和“协同治”整个体系，带着大家一块再做一些努力，为国家做出一点贡献。
澎湃新闻：您对于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和展望？
李海生：我们都看到这个春节DeepSeek火了，全国人民对科技创新的劲头也都起来了，大家都要搞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淀，也需要更好的体制机制激发出科学家们创新的内生动力，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想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也是一样。比如为了解决氮氧化物污染的问题，我们要通过交通运输结构改革，在运输层面抓紧投入建设零碳运输通道，从根本上解决氮氧化物排放的问题；再比如面源污染的问题，农业上氮肥也好、磷肥也好还是大面积地撒，撒完了之后一下雨就被径流冲走了，一旦冲到湖里边就很难治了。就像洒一滴墨水到一盆水里后，你想把这滴墨水再从盆里取出来，那代价就太大，所以“源头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做化肥农药的替代产品研发，搞生物农药？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进行研究的。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战略谋划和系统部署，强调“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要求“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对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是重大利好，也让我倍感振奋。我相信，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美丽中国的愿景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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