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中国化”的德国医生柯道

柯道医生（Dr. Otto）先后任珠江颐养院留医院长、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参与开发从化温泉，医术高明，深受国人信任，抗战胜利后因“纳粹”嫌疑被捕，经上海盟军法庭审讯后宣判无罪。柯道拜商人陈俊民为义父，行大礼为其送终，在近代入华西人中十分罕见。沦陷期间，柯道保护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居功至伟。

柯道医生

入华行医

陈垣先生有《元西域人华化考》之作，不过“华化”一词并不流行，今人多用“汉化”指称中国境内历史非汉民族接受汉文化的过程。近代入华西人融入中国社会的人物十分罕见，柯道的作风若用“中国化”来形容，差堪近之。

这位德国医生原名Johann H.F. Otto，按粤语发音将Otto译为柯道（柯岛）。据刘泽生《抗日战争时期德国医生柯岛在广州》一文，可知柯道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刘泽生此文可谓研究柯道的先声，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与线索。遗憾的是，该文称柯道1936年才到广州，是梁培基之子留学德国引导到中国，恐怕不确。据旅德女作家海娆提供的德文资料，柯道在海外行医37年，假设这37年都在中国，那么可能1910年代已经入华，或者先在他国工作，1920年初到穗。据谭延闿日记，1924-1926谭延闿寓穗期间多次请柯道诊病开药。本文主要利用中文文献撰成，笔者亦无能力搜集阅读更多德文文献，空阙尚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试图侵占原德国殖民地青岛，五四运动因此而爆发，国人对日本医生无好感，同时认为日本的技术都是从德国学来的，故德国医生在穗甚受欢迎。柯道来穗最初独立执业，为政商名流诊病。

梁培基为广州著名药商，曾就读博济医院，清末参与创办光华医社（光华医学院前身），后经营药厂，以创制专治疟疾的“梁培基发冷丸”驰名省港澳。某年，梁培基到香港，想入住山顶医院，为英人所峻拒，发愤在广州创办自己的疗养院。珠江颐养院位于江心二沙岛，风景优美，便于保卫，机场就在一水之隔的大沙头，可随时溜号。开办后，有许多军政要人在此疗养过，如胡汉民、陈铭枢、蔡廷锴、余汉谋等。孙中山曾两次到颐养院探望住院政要。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在颐养园开会商定领导体制，决定改采委员制，代帅胡汉民任委员长，委员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程潜、伍朝枢、古应芬、林森。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高奇峰在二沙头筑别墅“天风楼”，为的是就近请柯道诊病。

梁培基

沦陷期间，柯道在门口挂德国国旗，日军不敢进内搜查，柯道成为抗日地下工作的护符。梁培基子女有十多人先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其中8人还加入中共。他们将颐养院变成了中共北江特委的秘密活动据点，通过这个据点在广州发展党员，同时为抗日武装筹集资金、购买药品、护送途经广州的党员干部到游击区。颐养园成为了当时中共广州市委地下组织的秘密据点，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珠江颐养院

古应芬之死

古应芬（1872-1931），字勷勤（湘芹），广东番禺人，1904年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与胡汉民等长期随侍孙中山身边，为国民党“元老派”中坚人物之一。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为广东都督，任古应芬为军政府秘书长。1931年，因对约法问题意见不合，蒋介石将立法院长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由此南下反蒋，扶持陈济棠，为“南天王”最重要的智囊。

古应芬常年有牙病。1931年10月7日，古应芬病情加剧，请德国医生诊视，柯道也参加了医疗组。医疗组为古应芬检查了血液，发现了连珠状微菌，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拔牙而使细菌进入血液，随后几位医生检查了古的唾液，亦发现有这种细菌的存在，几为医生经过商议后为古应芬制定了治疗的方法，即将该细菌加以培养以制作菌苗，然后把菌苗注入古氏病体，第一次为他注入两方生的药剂，发现古氏并没有反应，于是加大了药剂量，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医疗组为他注射金属液剂，古应芬出现了剧烈反应，身体出现剧痛，医生见此，不敢为之治疗。8日下午，古应芬再次陷入昏迷状，陈济棠等人前来探视时主张继续用西医治疗，但古应芬决定改用中医，家人只好为他找到了当时广东著名的中医黄省三、傅星垣，古氏于下午六点零五分服下中药后，与世长辞。应该说医患关系十分复杂，医疗组已尽力了，然而悲剧仍然发生。随后，国民政府为古应芬举行了“国葬”。为纪念古应芬，陈济棠特在广州创办勷勤大学，其师范学院为华南师范大学前身。

古应芬

“洋孝子”

清末民初，广州府地区出口土产以生丝为大宗，草蓆（花蓆）紧随其后。草蓆主要产地在东莞，多通过广州出口，由此涌现出一批“蓆庄”。大蓆庄老板都是隐形富豪，不引人注目，但实力雄厚，来自广州河南五凤村的陈俊民为其中之一。

女诗人、学者冼玉清撰有《何维柏与天山草堂》长文，文末谈到，光绪三十二年梁鼎芬劾庆亲王、袁世凯罢官，“以何维柏劾严嵩自况，遂倡修天山草堂，番禺盛景璿、陈俊民资助之。”（《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何维柏，广东南海人，明朝理学名儒，因劾严嵩罢官，隐居广州河南，于小港筑“天山草堂”。盛景璿为清末民初有名的藏书家。

陈俊民经营蓆庄日久，与洋行频繁打交道。柯道初到广州，或是通过洋行关系结识陈俊民，得到高度信任。陈俊民稍有不适，都请柯道诊治。柯道亲自注射，侍奉服药，极其细心周到，陈俊民十分满意，进而认柯道为“契仔”（义子）。陈俊民妻妾成群，已有18个儿子，柯道自愿屈居末位，每写信，辄尊称陈俊民为“父亲大人”，自署“十九子柯道”。

1932年春，陈俊民年老多病，柯道尽力医治，仍无力回天。易帻时，柯道与其亲生子女同样拈香跪送，自成殓到举祭，柯道都穿孝服跪拜。拟讣告时，柯道署名于亲生子之后，称“义子柯道泣血稽颡”。亲友前来弔唁，柯道均以孝子身份还礼。陈俊民遗嘱赠柯道四万元，若在中国去世则须葬墓旁，若在外国去世则兄弟派二人前往治丧，遗言“世世永为兄弟”。柯道请人撰挽联云：

一饭且鸣恩，况扶植提携，尚有馀资数万；

寸心难报德，就人情物理，也应缠纱三年。

律师、收藏家陈大年挽联云：

五凤已齐飞，念膝前义结殊方，人类大同思创举；

九牛悲莫挽，纵海外医传妙术，神仙终古亦归真。

（抱道堂《念劬集》）

陈大年此联，除“五凤”点出陈俊民为五凤村人外，所述多义子柯道事，可谓挽联中的异类。因粤语“民”“文”同音，刘斯翰《海绡词笺注》写作“陈俊文”。大约其人起家寒微，早年被人叫做“A Man”，用哪个字并不讲究，故有此异写，不可拘泥对错，或以俊民、俊文为两个人。

陈俊民在“天山草堂”南面建“息耕园”，又名“木本园”，常招集文人墨客在此宴饮。“息耕园”已毁，地面建成民居、厂房、菜市场。（《广州河南名园记》）据1938年广州地图推测，息耕园（木本园）位置为今天晓港中马路、泰宁市场一带。《海绡词笺注》将“息耕园”写作“识耕园”，“息”“识”粤音相近而致误。“息耕园”意谓年老归耕田园，“识耕”则太过自吹自擂，即使陈俊民文化不高，他结交文人雅士多年，不会不懂自谦的道理。

地图上的木本园

五五旅行团游广西

1932年5月，广东名流组织“五五旅行团”赴广西旅游，名义上是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实际含有联络广西协调西南反蒋的目的。旅行团以外交家伍朝枢为团长，团员有旧交通系首领叶恭绰、外交家兼摄影家傅秉常、名画家高奇峰、牙医兼摄影家刘体志、军界罗翼群等，柯道作为全科医生列名其中，男女共25人，其中伍朝枢一家三口，罗翼群夫妇两人，梁培基父女两人，高奇峰带着义女张坤仪。柯道孤身一人，可能家属留在德国，或者不方便跟随前往，或者就是一直未婚。无论如何，柯道参加这个旅行团，标志着他完全为中国人所接纳，不把他当外人。

旅行团从三水河口出发，先坐船到梧州、桂平、贵县，之后换乘汽车游览南宁、柳州、桂林、阳朔、平乐，从梧州返回广州，历时14天，行程四千馀里。旅行团撰有《桂游办月记》，所记广西风景及交通、教育文化建设较为详细。引人注目的是，广西官员大都有苦干精神、作风俭朴，这是李、白新桂系屹立多年的基础。1936年两广反蒋，陈济棠下野而桂系独存，原因颇多，其中不可忽视的是，粤省骄奢淫逸之风令蒋介石容易收买陈济棠部将，而桂系因俭朴苦干而能上下一心。

五五旅行团合影

参与开发从化温泉

陈俊民与胡汉民为多年老友。1936年，胡汉民作《三月二十三日从化杂诗》，第一首云：“挽强不用汉飞将，开道真烦谢客儿。南北温泉齐頫首，恨无山水入人诗。”陪同游览的有从化县长李务滋，保定陆军大学毕业，胡氏感慨他弃武从文。“客儿”指柯道，意谓当了陈俊民义子。193？年，从化籍飞行家刘沛泉在一次飞行中发现了从化温泉，与梁培基、陈大年联手推广开发。经测量，第一泉温度为43度，第二泉59度，第三泉58度。

1934年6月，柯道受邀亲往试浴，并将温泉水带回给岭南大学化学系化验，随后致函从化县长李务滋：“泉水之温度对于各种病能收良好之效果，风湿症及尿酸性关节炎等类，亦能奏效，用泉水浴时，能兴奋血液与纤维组织之交换，因能使全力血液运行故也，盖所含物质，对于浴疗各种内生皮肤病，极为适合。……可用浴疗之病症者如下：（一）慢性皮肤病，（二）骨节、筋肉及神经风湿病，（三）神经衰弱及失眠症，（四）慢性妇科发炎。”（《从化温泉之化验》，1934年第2卷第4期《广西卫生旬刊》）

柯道在温泉建别墅曰“柯树山房”。发起人之外，陈济棠等军政大佬均筑别墅于此，从化温泉名动天下。1958年，经周恩来提议，从化温泉供中央首长冬天避寒疗养。1950年至1976年，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叶剑英等，多次在从化温泉疗养并从事国事活动。

从化温泉

广州红十字会医院

1938年，日军飞机对广州实施狂轰滥炸，无数市民死伤，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当年8月宋庆龄特地从香港抵广州，在红十字会操场（今海珠区同福中路红会医院院内）检阅救护队。预见到广州即将陷落，但院内仍有大量伤病员无法转移，红会领导作出一个富有智慧的决定，请柯道出任红会医院院长，利用德日同盟关系，以柯道为护符，保护红会医院。柯道毅然同意此一安排，积极配合护院计划。

柯道为保护医院，在医院门口右侧油漆了一个大红十字，左侧油漆有一面德国国旗，全院员工每人发一布制臂章，臂章上印有与医院门口完全相同的标志，因此，医院和医护人员未受到日军骚扰。

柯道对红会医院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带德国医生窦志德入院工作，与红会留守的黄德光、余国华等医生配合无间，不仅维持医院各项日常工作，还赠添了服务设施。1939年增建结核病、室，1942年又新建病室，资金多出自柯道各方募捐。1940年，为照顾特殊病人，专设特别厨房，在护士长监督之下为糖尿病、肾病、伤寒病人配制专用食物，还为婴孩配制小儿营养餐。为提升护理水平，柯道特在院内创设护士学校。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纳粹嫌疑一朝澄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广州回到国人手里。9月9日，复员回穗的红十字会领导人会长曾养甫、总干事长张宗象致函柯道：“溯自广州沦陷，本人即将红十字会医院托付台端管理，七年以来，台端本服务社会精神，在艰难困苦中苦心经营，虽经敌伪重重压迫、争夺收取，不为所屈，不祗该院得以完整保存，且建设增加、设备完善，一跃而为本市富有声誉之医院，岂唯百粤民众深叨厚泽，本会同人，拜赐实多。际兹战争结束，粤土重光，本会复员返市，归复会务，用先修函道谢，聊表寸忱，并请继续担任名誉院长，不胜盼感之至。”（《七十二行商报》1946年4月1日）

为铲除滋生法西斯的土壤，中国政府同意盟国的要求，将境内的纳粹党员交给上海盟军军事法庭审判。柯道被捕了。原来，沦陷期间，驻穗德国领事是个狂热法西斯分子，他强制要求旅穗德国公民加入纳粹党，柯道无法硬顶，被迫履行了入党手续。

1930年代德国广州领事馆

1947年，上海盟军军事法庭判决柯道“在中国境域犯嫌不足，判决无罪”，仍需遣送回德国法庭审理。（1947年7月15日《现象报》）柯道本人想留在广州继续行医，他的广州友人也向当局诚恳呼吁，可惜未能如愿。限于资料，笔者不清楚柯道回国后的境况。

1930年代初，柯道介绍德国女雕塑家Mrs Tina Haim Wentcher给画家高奇峰塑像，高奇峰逝世后，义女张坤仪将塑像寄到德国翻铸铜像，完成时恰值二战爆发，铜像无法如常交付。1971年，柯道将铜像寄到香港给高奇峰弟子赵少昂，现藏于香港文物博物馆。（翁真如：《栖霞山谒高奇峰先生墓》）如此，则1971年柯道仍然在世。

融入中国社会

近代入华西人除传教士外，多居于租界，除少数汉学家外，都不学中文，交往圈子都以西方人为主。广州沙面租界面积小，沙面外国人也常到香港活动。这是省港西人圈子，圈子里的西方人，除了业务关系外，很少与中国人打交道，充满了西方人的“优越感”。

特殊的是，沙面为英法两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两国将德国人赶出租界，德国被迫在东山梅花村另建领事馆，旅穗德国人散处市区各地，与中国人有了紧密接触。作为医生，柯道主要给本地人看病，很快就学会了粤语，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居住租界之外，让柯道有了融入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但非常重要的是他主观上愿意融入。

晚年柯道

柯道融入中国人圈子，拜陈俊民为义父，与高奇峰、陈大年等名流为友，与本地医学界人士梁培基、张宗象、陆如磋、刘体志交往频繁。当1938年沦陷前夕广州市红十字会机关准备撤退时，红会领导觉得柯道值得信任、可以托付。正如史学家陈寅恪随大流加入国民党一样，笔者理解柯道加入纳粹党是被时势所挟裹，并非自愿。他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而贡献十分显著。行医之外，柯道仍勤奋做研究，据不完全检索所得，他至少有5篇医学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至于柯道家室背景及成长从学经历、晚年回国后遭际，暂时只能付诸阙如，博雅君子或有以教我。

（蒙旅德华人作家海娆惠赠柯道照片，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