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通海：一段浮木的东亚漂流史

谈及海上漂流，人们往往联想到漂船与漂民，但没有生命的意外漂流物同样是海上漂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承载着不亚于人（漂民）的文化功能。例如，在四川省峨眉山牛心岭下黑、白二水汇流处，建有以自然山水为主的佛寺园林清音阁，其中有一条宝现溪，溪上横清音桥，桥右岸落一亭阁，谓“中日诗碑亭”，亭额为中日友好汉诗协会会长柳田圣山（1922-2006）所书。整座亭象征着中日间的友好文化交流，而这正源于一段浮木漂流佳话。据我国驻新澙总领事馆网页介绍，传说清道光五年（1825）夏，峨眉山一木桥遭山洪冲毁，其中有一段桥桩被冲入岷江后穿越三峡并漂出东海，是年冬漂至日本新澙县柏崎市椎谷村海边，为精通汉诗的日本僧人良宽（1758-1831）所遇。见浮木上刻有“娥眉山下桥”五字，良宽遥思峨眉山，为此赋诗一首，该诗最终促成中日汉诗的友好交流。

然而，该传说或许低估了这场浮木漂流所具有的多重文化含义——它极有可能还与朝鲜有关。浮木不仅连接起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还暗藏着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的输出，反映出东亚海域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不妨来重新回顾一下这场意外的浮木漂流始末。

安田靫彦所绘良宽像

浮木果真从唐土而来？

漂洋过海的浮木长约八尺七寸，周长约二尺九寸。其顶端浮刻人脸，二眼一鼻凸显。清道光五年对应日本文政八年，彼时柏崎市所在地为刈羽郡，椎谷地区乃堀侯领地，日本正处于江户幕府的锁国时代。如此情况下，一段雕刻汉字的浮木从海上出现，对文人而言实乃奇特景观。当时的地方文人之一铃木牧之（1770-1842）便将该轶事收入著作《北越雪谱》，题“蛾眉山下桥柱”，介绍了发现浮木的始末。兹略撷译如下：

文政八年乙酉十二月某日，苅羽郡椎谷某渔夫于近海捕鱼时见有木桩浮漂而来，念之取用为柴火亦无妨，遂拾回家中并立而晾之。当地雅士路过见此木桩，顿觉非同凡响，细细观察，见刻有“娥眉山下桥”五字，断言木桩来自中国，欲另给渔夫薪柴以换之。……此后该桥柱为当地领主所藏。

崛氏家族一直将该浮木收藏在椎谷城的仓库中。清同治七年（1868），在王政复古中成立的明治势力与江户幕府之间爆发戊辰战争。由于椎谷成为战场之一，彼时的领主崛之美（1847-1882）曾向当地富户村山家筹借战时资金。作为答谢，崛之美在战后将上述浮木赐与村山家，后者将浮木保管在其世代居住的贞观园中。今日的贞观园对外开放，浮木作为其藏品也一并展出。

日本新潟县柏崎市贞观园藏“娥眉山下桥杭”

按铃木的说法，浮木是被一位出海打渔的渔夫在海上发现的，然后有当地雅士偶然看到并识读出所刻文字，才一步步揭开其原貌。同时铃木提到，该浮木的本来用途是“桥柱”。对此，另一位文人山东京山（1769-1858）有不同记录。他以“京山人百树”之名对《北越雪谱》有过改订，在加注部分指出该浮木为“标准（みちしるべ）”即道标，并介绍到渔夫最早是在岸边发现的浮木，因其刻有狰狞人脸而心生惧怕，不知所措；而认出“娥眉山”三字的是来自附近西禅院接触过《唐诗选》的某位僧人。

虽然二位文人的记载略有出入，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当地的某知识分子凭借中国峨眉山的相关知识，最早判断该浮木来自中国。不过这一判断并没有得到严谨的证明。姑且不论“娥”与“峨”字的区别，单看浮木上所雕刻的人脸，我们就应该先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而非中国，因为这种形象是朝鲜半岛人面木雕的典型造型。作为参考，日本人类学者羽柴雄辅曾遍览中国文献，又拜托旅行家友人前往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并无此物。

铃木牧之《北越雪谱》中所描绘的木桩形象

今天韩国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人面木雕，上面或刻着“天下大将军”、“地下女将军”等字样，或写有道路、方向等指示语。这种木雕在韩语中称作“jangseung(장승)”，汉字则有多种写法，如堠、长栍、长丞、将丞等。这几种汉字写法所代表的含义其实并不相同，今天韩语中的“jangseung”是几种汉字背后含义的一种融合。堠源自中国，是用来标示里数与地名的路标。《经国大典》有载：“外方道路，每十里立小堠，三十里大堠，置驿。”堠多以石碑或木柱的形式出现。另按《训蒙字会》，堠的朝鲜谚文读音为“dyangseung(댱승)”，与“jangseung”发音相近，故被视为后者起源之一。长栍相关记载最早见于朝鲜明宗年间。彼时奉恩寺为阻止民人擅入而在路旁立下禁标，时文臣柳承善有言：“臣自为儒生往来时，道由杨根、月溪之边，每见长栍立于道上，书曰‘奉恩寺柴场’。”显然，长栍是含有“禁止入内”之意的标识牌，其上刻有不得进入的具体地名。长丞与将丞均指人面像，多成对立于寺刹、村落入口，主要功能是防御恶疾、守护安宁。根据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调查，长丞上的文字可分为“将军”类和佛法守护类两种。“天下大将军”、“地下女将军”即属于前者，也称“将丞”；“大伽蓝守护神”、“伽蓝善神”、“护法善神”等则属于后者。人面像以狰狞表情为主，以此达到祛恶效果。一般认为长丞出现于十七世纪。

釜山海东龙宫寺门口的人面木雕，用来指示入口方向（笔者摄）

事实上，虽然堠、长栍、长丞功能不同，但都以木桩形态出现时，其造型颇有几分相近，即上端刻有人面像。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堠与长丞在十七世纪初出现了融合。例如，文臣李晬光（1563-1628）曾对文川德源地界的堠有如下描述：“两堠两个，路旁立严，如相对揖。”易言之，堠开始像长丞一样成对出现。再往后，人面木雕集禁标、路标、守护神像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慢慢发展成今天的文化符号。由此再看上述浮木造型，不难推测它应该是来自朝鲜的、承担堠之功能的一段木桩。

另外，若该浮木来自中国川蜀之地，很难想象它在冲入岷江、穿越三峡并漂越东海过程中没有腐烂或搁浅。与之相比，从朝鲜半岛漂流南下的距离明显更短，沉毁的可能性更低。况且峨眉山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朝鲜时期也有多座“峨眉山”，其中位于今天江原道文川市的那一座名字正是“娥眉山”。而且从史料上看，清道光五年前后，朝鲜多地发大水，达到民家淹没的损害程度，木桩自然无法幸免于难。如此来看，较之川蜀峨眉山，该浮木更有可能来自于朝鲜半岛的娥眉山。

浮木中所见朝鲜的“抗痘”信仰

那么，朝鲜半岛的娥眉山与中国的峨眉山是否有联系呢？有学者做过统计，十五世纪的朝鲜地名中叫做“峨眉山”的只有一处；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称峨眉山的地名激增到了百十余处，有峨嵋山、娥嵋山、峨眉山、娥眉山等等。其原因在于，当时的朝鲜爆发痘疮（天花），峨眉山则为朝鲜提供了“抗痘”的信仰来源。

痘疮在朝鲜又被称作“天然痘”，众所周知其传染性极强，且致死率并不低。当时朝鲜国内并没有太好的治疗手段，眼睁睁看其肆虐。直到中国医书传入之后，朝鲜才习得了应对方法。名儒丁若镛（1762-1836）曾撰《麻科会通》来记录各种防痘方法，其中“治法”条目下引《医宗金鉴》之种痘法。《医宗金鉴》乃清乾隆年间太医吴谦所编纂的一部医学教科书。据丁若镛介绍，该书中的“种痘要旨”最早经文人朴齐家（1750-1805）引入，后传于生员李种仁。书中的“旱苗种法”为朝鲜普遍采用，须用银管碾痘痂成极细丝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对准鼻孔吹入。

《麻科会通》书影

有趣的是，按中国医书，使用该方法的人是来自峨眉山的“天姥仙娘”。邱熺撰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引痘略》中对此记载如下：“宋仁宗时，丞相王旦初生诸子倶死于痘。后老年生一子名素，欲为出痘，招集天下诸书，有能深明治痘之法及著书究说者，重金酬谢。诸医皆言不敢深明于痘。川人闻其求医甚殷，乃为延诸天姥仙娘现身说法，取痘苗絮于鼻孔，旬日之外告厥成功。嗣是相传三桥善女，痘症日渐通行。然或有感天气而发者，有取苗吹入鼻孔，而发者顺则治，逆则难。”《医宗金鉴》同样有所记载，且明确言及“峨眉山有神人出，为丞相王旦之子种痘而愈，遂传于世”。概言之，使用种痘法的天姥仙娘是来自峨眉山的神仙。

这一说法随着医书传入朝鲜而开始为朝鲜人所熟知。上文提及的李种仁在其著述《时种通编》中对天姥仙娘记录如下：“此医乃女人也，生于江南徐州，吃斋念佛，亦不披剃，云游至泗川峨眉山顶，盖茅而居。人皆称神医，又称天姥娘娘。所种之痘称为神痘。”不难看出，李种仁的记述中又将天姥仙娘与宗教结合到了一起。四川峨眉山乃普贤菩萨道场，此处的天姥仙娘俨然成为普贤菩萨之化身。于是人们开始相信，只要有天姥仙娘守在身边，就能将痘疮拒之门外。这种信仰亦发轫于中国。按李种仁之说，他曾翻阅中国张琰所著《种痘新书》，“则欲痘时，先立神位像女人，具衣裳以妥而祈祷，而称痘神娘娘云，则乃沿峨眉种痘女冠而有此会也”。即是说，立神像为其披衣并供奉为痘神娘娘，这成为民间祈祷消除痘患的一种方式。

如此信仰很快在朝鲜也落地生根，因为作为守护神的长丞恰好能扮演神像角色。于是，在痘疮肆虐的时间里，朝鲜一下子冒出多个峨眉山的山名，而在这些山的山脚或村落入口，则立有象征天姥仙娘的长丞用以“抗痘”。此刻，来自中国的宗教信仰与朝鲜的民俗文化实现了完美融合，也由此诞生出刻有峨眉山字样的长丞。或许，将峨眉山记作“娥眉山”正是为了向天姥仙娘表达敬意亦未可知——因为“娥”字亦有漂亮女性之意。

总之，来自中国的峨眉山痘神信仰在朝鲜痘疮横行之际适时传入，为朝鲜民间抵抗痘患提供了精神信仰。我们不难推测，这种信仰与本土的长丞文化相结合，催生出了刻有峨（娥）眉山字样的人面木雕。

今忠清南道唐津市峨眉山上所立的人面木雕

长丞文化推动的中日文化交流

然而，第一眼识读出“娥眉山”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未联想到其与朝鲜半岛的联系。这或许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氛围有关。我们知道江户幕府实行锁国令以巩固统治，而文政年间英美捕鲸船屡次侵扰日本，甚至与当地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幕府为除此患于文政八年二月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又称“无二年拂打令”，进一步加强锁国体制。加上文政年间的各种自然灾害与饥荒，文人在封闭空间中深感时代之烙印。这种情况下，意外漂到的浮木打破了封锁，激发出文人久违的灵感，令后者遥想起熟悉的唐土风貌，峨眉山就此立上心头。

禅师良宽也是如此情愫的亲历者之一。他在汉诗、和歌、书法上均造诣颇深，并一心向往中国，却因锁国而无法完成西渡唐土之宏望。如此背景下，他偶遇了这段漂流而至的浮木，“娥眉山”三字立马令其遥想唐土西南佛教圣地，并回忆起李白的《峨眉山月歌》，于是赋诗一首，题《峨眉山下桥杭》：“不知落成何年代，书法遒美且清新。分明峨眉山下桥，流寄日本宫川浜。”他甚至发愿，要背着浮木去峨眉山朝圣。良宽作为当时有名的诗人，用诗歌赋予了浮木全新的文化内涵，也让当地人更加笃定这段浮木是从唐土漂浮而来。

自此，浮木逐渐成为锁国时代椎谷地区值得自豪的文化景观，以致于当地大名进行参觐交代时还特意携带浮木前往江户见示将军。另有传闻称，十九世纪末明治天皇访问柏崎市时，当地还特意在天皇下榻的住所庭院内堆建仿峨眉山的假山，并将浮木立于其上。一言蔽之，浮木逐渐变成了柏崎市的一种文化象征。当然，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浮木的真实来源。二十世纪初，柏崎市的乡土文化学者关甲子次郎（1864-1926）就曾提出疑问，认为浮木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朝鲜半岛。但由于“唐土漂流说”包含了太多民间对于某种“意外而壮丽之史景”的期望，关甲子的质疑并未激起太多波澜。结果时至今日，贞观园的浮木介绍中依然称其从四川峨眉山漂流而来。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柏崎市开始寻求与中国的友好交流，这段浮木以及为其赋诗的良宽禅师自然成为再合适不过的文化桥梁了。时任中日友好汉诗协会会长的柳田圣山（1922-2006）提议，以柏崎市的石材为原料打造一块良宽诗碑，并将其立于四川峨眉山，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这一提议最终成为现实，便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中日诗碑亭”。在诗碑的背面，镌刻着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1907-2000）的应和诗：“禅师诗句证桥流，流到宫川古渡头。今日流还一片石，清音长共月轮秋。”之后，峨眉山市和柏崎市之间展开了许多往来，浮木最终促成了中日间的友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