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2岁的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发表了首部作品《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引起了法国文坛关注。此后，他又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其中《谁杀了我的父亲》《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讲述了他和父母的故事，其中有痛苦和对峙，也有反思与和解，他借由书写来思考造就了这些个人经历的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改变现实的社会活动中。
在他看来，写作就是在抗争，“如果你不是为了抗争而写作，那它就不值得。”今年，这两部作品的中译本由上海译文社出版，爱德华·路易通过远程视频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把我的身体献给文学”
澎湃新闻：对中国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首先从译成中文的《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谁杀了我的父亲》开始了解你，而不是更多讲述你自己经历的《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作为一个强自传性的作家，你觉得读者读到你作品的顺序重要吗？
爱德华·路易：顺序不重要，不讲究顺序去阅读作品都没有问题。我想去做的是展现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像一幅壁画一般，每一本书讲的都是不同的社会现实，涉及到的是不同的人物。《和艾迪·贝乐盖勒做个了断》讲的是童年，《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讲的是女性如何在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得到解放，关于它的可能性或者是不可能性，而《谁杀了我的父亲》提到的是在法国甚至可能是全球各国政府的政策对私人生活的改变。每一本著作都是在分析社会不同的方面，合起来就相当于是整个社会如同一幅画一样展现出来，因此顺序并不重要。
事实上在法国文学原来的传统里，像马塞尔·普鲁斯特、埃米尔·左拉、巴尔扎克，他们都尝试通过文学去展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我觉得这种传统在当下可能有些消失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重现法国文学的传统，描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想这种描述可能对于中国社会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国家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在法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比如当我看贾樟柯的电影时，我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问题可能和我的家庭也有关，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处境。
爱德华·路易 摄影：Arnaud Delrue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将个人记忆和社会生活相关联，是否可以将你的写作和安妮·埃尔诺的“社会自传”（auto-socio-biographie）联系在一起？你是如何形成这种写作方式的？
爱德华·路易：我是通过叙述个人的故事、私人的生活，或者我家庭的故事尝试去明白一些更重大的事件，比如说一个社会的机制，女性的境况，政治或者暴力对生活的影响。就像在科学领域，一个人去世以后，可能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我相当于把我的身体献给了文学，来了解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通过私人的境遇去了解集体性的事件。
澎湃新闻：这种写作方式也让人联想到萨特提出的干预现实生活的“介入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应该是一种政治性的干预。另一方面世界文学里也有各种看上去和社会、政治无关的作品。对你来说，文学是什么？
爱德华·路易：当萨特提出“介入文学”的时候，他同样也支持其他的文学类型，比如形式文学。我支持所有形式的文学，我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可能的，只是目前政治文学比较稀缺，在生活和文学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一方面生活受到政治的影响非常强烈，比如我们对同性恋的认识、贫穷和住房问题等，而另一方面，这些在大部分的文学当中都没有被提及，我还记得当我开始阅读的时候，我发现书店中的著作基本上没有提及我所生活的世界，我想通过我所做的事情缩短这种差距。
我希望文学可以与现实抗衡。这可能与萨特、与左拉的立场有所不同——他们所做的是把社会的某一面呈现和告知给我们，而在当今的社会，随着社交网络与视频的传播，这些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因此文学的角色不再是告知，而是迫使人们去看一些他们知道、但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澎湃新闻：在写作之外，你曾在改编成戏剧的《谁杀了我的父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剧场表演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爱德华·路易：我的写作风格是迫使读者去直面现实，在这方面，戏剧使得这种执念变得更有可能。在一个舞台上面，演员对着观众说话，而观众必须要听着。我认为戏剧是一种去抗击、去直面的艺术，在剧院中我们没法没法移动，不得不去看，不得不去听。
写作是一种抗争
澎湃新闻：《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谁杀了我的父亲》的叙述都是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切换，在《谁杀了我的父亲》里有更多和“你”的对峙，这种人称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爱德华·路易：这种变化可能与我和父母关系的亲疏有关。这两本书讲述的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在童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同性恋倾向，我和父亲的关系充满着矛盾，他认为我的行为举止应该有男子汉气概，对他而言，男性气概是他的模板，他的梦想，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而我不符合他的标准。因此在《谁杀了我的父亲》当中，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比较远的，充满冲突，是难以愈合的关系。而在我与我母亲的关系中，尽管前期也有矛盾对立，但是最后我们重新和解了，从根本上说，我和我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和经历。
澎湃新闻：两本书中都引用了彼得·汉德克，他曾指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规训，因而他使用实验性的语言来对此挑战和反思。你也将写作视为一种抗争，语言本身在这种关于抗争的书写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爱德华·路易：确实是这样。我使用语言来拉近与现实的关系。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我们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去看见现实。而那些能够引发变革的伟大作品，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将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却又很难明白的事情显化了。我认为对于伟大的作品来说，读者会觉得，我终于明白了这样的现实。
澎湃新闻：《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中也引用了彼得·汉德克在《无尽的悲歌》（Wunschloses Unglück）里叙述的女性境遇。汉德克的母亲也曾尝试用写作来抵抗自己的命运，但是最终走向了自杀，而你的母亲走向了抗争和改变，你认为这种差别出于哪些原因？是否意味着时代的发展对女性境遇带来了某些积极改变？
爱德华·路易：比起50年前，女性境遇得到积极改变的可能性稍微大了一些。可能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母亲有一个同性恋儿子，我没有家庭生活，可能我有更多空余的时间能给我的母亲提供帮助。
但另一方面，我更想说的是一种暴力的悖论：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统治较少的人，可能更难以得到解放，而那些受到更多压迫和统治的人，反而更容易获得解放——相对来说，我的母亲得到了蜕变，而我的父亲始终是命运的囚徒。我的父亲有选择，他选择了暴力，选择“像个男人一样”去喝酒，显得自己无所畏惧，早早地结束学业，似乎他能够反抗学校的纪律。而我的母亲没有选择，父亲要求她做家务、洗碗、看孩子，以及不要出去工作，不要化妆。我的母亲并没有去想象她有选择，最后她成功地取回了被偷走的自由。在暴力的悖论里，我们得到的自由越少，越容易获得解放。
澎湃新闻：关于暴力，你在《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里说到了你所施加的暴力和对于父母的“报复”，通过成为“阶级变节者”而将暴力叠加于你母亲所经历的所有暴力之上。怎么去理解你自己所施加的暴力？
爱德华·路易：我在《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中提到过这样一个场景：童年的时候我们非常贫穷，有位医生来家里给我们检查身体，我们会因为发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手投足和穿衣都比我们要好，而产生羞愧的感觉。后来的我就成了像医生这样的人，当我的父母面对我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感到羞愧，这其实是一种充满暴力的立场。
我在童年的时候一直有“复仇”的意愿：因为我是男同性恋，在学校遭到了排斥，和父母的关系也非常困难，所以我整个童年都萦绕着向父母“复仇”的想法——我认为在书中详实地去叙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这样的意愿慢慢地发生了转变，我远离家庭外出学习，我希望向他们证明自己，因此，我后来的写作不再是“向他们复仇”，而是“为他们复仇”。我后来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遭受的贫穷和暴力、他们没有接触到某些知识相关，所以我的叙述也有转变的过程。
澎湃新闻：如今你怎么看待“阶级变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产生更积极的变化吗？
爱德华·路易：我亲身经历过不平等，在跃入另一个阶级之后，能更好地去施加改变，重新思考关于贫穷、社会暴力、不平等这些问题。我认为介入社会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在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也会在法国参与一些亚洲团体的活动，尤其是与在法国生活的马来西亚作家欧大旭（Tash Aw）一起，想要重新建立起作家介入政治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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