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卫·休谟（David Hume）被视为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也是一位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性有多方面精细观察和独到见解的作家，其散文对于英国小品文的发展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本文是休谟关于何为好文章的评论《文章的质朴与精巧》，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4年10月出版的尤里卡文库之《人性的高尚与卑劣》（大卫·休谟著，李贯峰译）。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约瑟夫 · 艾迪生先生曾说，好的文章来自自然而不显白的情感。对好文章来说，这个定义最为恰当、明了。
单纯自然而然的情感不会给心灵带来任何愉悦，似乎也不值得我们关注。船夫的说笑、农民的议论、脚夫或马夫的粗话，这些都是自然的，却也令人不快。要是将茶余饭后的闲聊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那该是多么乏味的喜剧啊！唯有自然描画的优雅与光彩，即“自然之美”（la belle nature），才能打动品位高雅之人；倘若我们摹写的是粗俗的生活，那么笔触就必须鲜明有力，进而向心灵传达生动的形象。塞万提斯用独特的色彩表现了桑丘 ·潘乔可笑的“天真”（naïveté)，所带来的乐趣毫不亚于最高尚的英雄或者最温柔的情人。
任何演说家、哲学家、评论家或其他作者，若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非复述他人，情况同样如此。如果他的语言不优雅，观点不独特，情感不够强烈和雄浑，那么他夸耀自己的天然和质朴也无济于事。他的见解就算是正确的，也永远不会令人愉悦。这类作者的不幸在于，他们从未遭受批评指责。书的幸运与人的幸运并不相同。贺拉斯所谓“不为人知的人生之路”（fallentissemitavitae），或许是一个人最大的幸事，却会让一本书陷入最大的不幸。
另外，仅仅令人啧啧称奇却不自然的作品，绝不会持久地愉悦心灵。准确来说，刻画妖魔鬼怪并不是临摹或者模仿。其中的表达已经没有正确性可言，而一幅与任何原型都毫无相似之处的画作会让心灵感到不快。在书信体或哲理体文章中，当然也包括在史诗、悲剧中，过分的修饰都会引人不快。装饰性太强在各类作品中都是一种缺陷。不拘一格的表达方式、变化多端的巧思、 尖锐的比喻以及简洁风趣的转折，尤其当它们过于频繁地出现时，就会变成一种破坏，而非对文章的润色。眼睛在观看一座哥特式建筑时，会被繁复的装饰物干扰， 并因对局部细节的关注而错失整体；同样，心灵在阅读一部充斥着过剩机锋的作品时，也会因其不断试图炫耀、 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感到疲惫和厌恶。作者过分追究机锋便会出现此类情况，即便这种机敏风趣本应无可非议、 令人愉悦也仍然会如此。但这类作者通常会寻找自己钟爱的修饰，即使文章主题无法承受，也还是这样做。因此，他们会为了表达一个美好的想法，寻找二十个平淡无奇的离奇措辞来搭配。
批评理论中讨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写作时如何达到质朴与精巧的完美结合。因此，为了避免范围过大，这里仅就此类问题提出一些一般性看法。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虽然质朴与精巧都应避免过度， 而且应当钻研所有作品恰当的表现方式，但表现方式并非限于一种途径，而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对于这方面， 我们不妨想想蒲柏（ A. Pope）与卢克莱修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似乎处于精巧与质朴的两极，诗人可以纵情挥洒于这两极之间，而不会因过度而受到任何指责。在这段距离中的所有位置或许都有诗人，他们彼此不同，但每一位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表现方式赢得了人们的赞佩。高乃依和康格里夫（ W. Congreve）在作品的机智与精巧方面比蒲柏略胜一筹（若可以将如此迥异的诗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而索福克勒斯和泰伦提乌斯要比卢克莱修更为质朴，他们似乎脱离了那些最完美的作品所运用的表现手法，而在与此相对的特征方面有过度的嫌疑。 我认为，在所有伟大的诗人中，维吉尔和拉辛最接近质朴与精巧的中点，离两端也最远。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 要用语言解释清楚，过于质朴和过于精巧之间的适切中点在哪儿，或者给出任何规则，让我们能准确明了美丑之间的界限，这即便不是完全做不到，也相当困难。评论家当然可以明智而审慎地对这个问题大谈特谈，而不对读者加以引导，甚至干脆自己都不完全理解这个问题。丰特奈尔的《论田园诗》 （Dissertation on Pastorals）无疑是最典范的评论文章。他在此文中通过大量的思考和哲学论证，竭力找出田园诗写作最适合的表现手法。但是，只要略微读一读丰特奈尔的田园诗，就会确信这位明智的评论家尽管论证精妙，趣味却不敢恭维。他将田园诗的完美标准确定在更靠近精巧那一极，而这已经超出了田园诗所能达到的程度。 他笔下的牧羊人的情感更适合巴黎的梳妆台，而不是阿卡迪亚（Arcadia）森林。但这一点无法从他的批评论证中发现。他指责一切过度的渲染和矫饰，伟大的诗人维吉尔倘若写一篇讨论田园诗的文章，也会有此观点。无论人们的趣味之间有何差别，他们对这些主题的一般论述通常都是一致的。任何批评如果不深入具体事例，以充分的例子说明，就不会有启发意义。大家都承认，美和美德一样，总是要通过具体的媒介传达；但这种媒介该置于何处是一个大问题，一般性的推论绝对无法充分说明。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相比过度质朴，我们更应警惕过度精巧，因为过度精巧更缺少美感，也更危险。
巧思与激情完全互不相容，这是一条铁律。当情感被调动起来时，就不再有想象的空间了。人的心灵有其天然的限度，不可能同时发挥其所有能力。一种能力占据优势，其他能力的发挥空间就会限缩。因此，所有描绘人物、行动和情感的作品对质朴的需求都要超过那一类表达反思和观念的文章。由于前一种手法更引人入胜，也更具美感，因此，人们可以放心地将质朴一极置于精巧一极之上。
我们还可以说，那些我们最常品读、每个趣味高雅之人都烂熟于心的作品，在褪去优雅的措辞和内容的和谐之后，都具有质朴的特点，而且思想并无出奇之处。倘若文章之所长在于巧思，那么它可能会在一开始给人启发，但再次阅读时，心灵就会预料到其中的思想，而不再受其影响。当我读起马提雅尔（Martial）的讽刺诗时，只消读一行就能想到全诗的内容；我也不喜欢回顾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但是，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诗歌，每一行、每个词都有其优点，他的作品我百读不厌。考利的作品读一遍就够了；而我即使读了五十遍帕内尔，仍旧觉得像第一遍那样有新鲜感。此外，书如同女人，衣着和举止有几分朴素，要比浓妆艳抹、气质和服饰浮夸更迷人；后者让人眼花缭乱，却无法为之动情。泰伦提乌斯犹如一位谦恭羞涩的美人，我欣赏他的一切，因为他从不假以辞色，他的纯洁和天然虽然给人的印象并不强烈，却相当持久。
然而， 由于精巧缺乏美感，所以它是更危险的一极，我们也最容易深陷其中。倘若缺少极度的高雅和得体与之相配，质朴就会显得沉闷。相反，机智与别出心裁的斑斓色彩却有令人惊叹之处。它会深深打动普通读者，使其误以为这是最困难，也是最出色的写法。昆体良（Quintilian）说，塞涅卡的作品充满了“令人愉悦的缺陷”（abundat dulcibus vitiis ）；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作品会更加危险，也更易扭曲青年和轻率之人的趣味。
需要补充的是，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要警惕过度精巧，因为在学术取得一定进步，各种类型的作品中都出现了杰出作家之后，人们更容易陷入这一极。力图用新奇取悦于人会使人们远离质朴和自然，使他们的作品也充满矫揉造作和浮夸的修饰。正因为如此，阿提卡式的雄辩术才退化为亚细亚风格。因而，克劳狄一世和尼禄时代的趣味和天才远不如奥古斯都时代。似乎在今天的法国和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趣味退化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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