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贤到四配：唐宋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与重构

韩愈《原道》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论。其后，韩愈的论说模式和道统系谱很快便开始被人模仿和扩充，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即说：“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赵德《昌黎文录序》亦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欤……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韩愈也被添列在孟子、扬雄之后，而这一道统系谱也不断被古文运动参与者复述，并继续扩充王通于其中。唐末皮日休就上《请孟子为学科书》《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并撰《文中子碑》以称道王通，司空图《文中子碑》也认为：“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夫命也。”孙郃可能是第一个并重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的士人，《郡斋读书志》记其“字希韩……好荀卿、扬雄、孟氏之书，慕韩愈”，宋初释智圆又称其赞美“仲淹之道，《中说》之辞”。

入宋以后，古文运动对儒家道统系谱的建构仍然主要是以孟、荀、扬、王、韩为人选范围的，柳开、种放、赵湘、王禹偁、孙何等等都是如此。柳开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在自传《东郊野夫传》中说“孟、荀、扬、王、韩，圣人之徒也”，称自己“惟谈孔、孟、荀、扬、王、韩以为企迹”。连释智圆也屡屡谈及儒家道统系谱，曾云：“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及至庆历左右，孟、荀、扬、王、韩这一道统系谱得到孙复、石介等人的大力宣扬，一些士人并开始以“五贤”来概指这一道统系谱。孔道辅在曲阜孔庙设“五贤堂”，孙复致书孔道辅时阐释其意说：“自夫子殁，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彼五贤者，天俾夹辅于夫子者也。”石介《尊韩》也称道“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韩琦皇祐五年在并州新修的庙学中图绘了五贤像，并为之作《五贤赞》，在他看来，“五贤者，圣人之亚，学者之师”，而“孔子没，能传其道者，孟、荀、扬、王、韩五贤而已矣。其著书立言，与六经相左右。”在此期间，五贤之外的一些人物也不时会被列入道统系谱，如释智圆就将柳宗元附于五贤之后，孙复《董仲舒论》则认为不应忽略董仲舒，祖无择说“孟轲、荀卿、贾谊、董仲舒、扬雄、王通之徒，异代相望”，陈充“所称引古今传道者”更是“自孔子及孟、荀、扬、王、韩、孙、柳、张、贾”，有十人之多。

随着五贤道统系谱影响的扩大，五贤也开始不时现身于孔庙附祭系统之中。韩愈《处州孔子庙碑》即记李繁将孟子、荀子、扬雄等人增入孔庙之中，柳开重修润州孔庙时也“自颜子及孟子以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缋，配享于座”，陈襄《天台县孔子庙记》也记皇祐元年新修的孔庙增以孟、荀、扬、韩从祀，朱定嘉祐元年新修的连江县孔庙也以“孟、荀、韩、扬、王通之徒从祀”。孔道辅设五贤堂、韩琦在并州孔庙绘五贤像，也都是如此。熙宁七年，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但“后不果行”。元丰六年十月，终于诏封孟子邹国公，次年五月又诏以孟子孔庙配享，且同时封荀子、扬雄、韩愈伯爵并允孔庙从祀，只有王通未能在此次礼议中一同进入孔庙。

孟、荀、扬、王、韩“五贤”之所以在此间逐渐组合为一个道统系谱，与古文运动反对华丽文风、否定注疏式的传统经学、排辟异端的思想目标紧密相关。但是，这一“五贤”道统系谱本身其实隐含着一些无法统一的内部矛盾，如孟子主性善，荀子则主性恶，扬雄又主性善恶混，韩愈更立性三品说，而王通则不甚说及人性论；孟、荀、扬、韩力排异端，而王通则主张三教合一；孟、荀、扬、韩都文字甚佳，而王通《中说》则文辞鄙俚。庆历以后，随着五贤道统系谱的影响日渐广泛，五贤之间的思想差异、五贤是否具备承递道统的资格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郑重的审视，而关于五贤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也开始大量出现。

此间这些争论的声音中，释契嵩是很值注意的一个。契嵩为了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作《非韩》三十篇以攻韩愈，导致韩愈的地位开始急剧跌落，几乎摧毁了五贤道统系谱的重心。不仅如此，契嵩还屡屡引用孟子以攻韩愈，他颇重孟子，又作《文中子碑》《书文中子传后》以颂扬王通，而对荀子尤其扬雄则多有否定。契嵩对五贤道统系谱的分化瓦解，迫使士人不得不直面五贤之间的思想差异，不得不开始重新评估五贤承递道统的资格，而专意颂扬或否定某个五贤人物的文字也由此大增。李觏《常语》、陈次公《述常语》、傅野《述常语》、刘敞《明舜》、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冯休《删孟》非孟疑孟，而孙抃则有维护孟子的《辨孟》；孙堪《书李斯传后》、贾同《责荀》批判荀子；苏洵《太玄论》力非扬雄，孙复《辨扬子》、李觏《吊扬子》、刘敞《读太玄》、章望之《书扬雄传后》则极力为扬雄辩护；宋咸《过文中子》、李觏《读文中子》、郑獬《书文中子后》颇疑于王通其人其事的真实性。

关于五贤道统地位的重估和争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与此相伴随的，则必然是对儒家道统系谱的重构。随着宋代新儒学逐渐成熟，北宋中期形成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之学、苏氏蜀学、二程理学等几个主要学派，诸派对于五贤的去取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其对于道统系谱的重构则共识和分歧纵横交错。王安石尊崇孟子，视扬雄为孟子的继承者，但于荀子、韩愈批评颇多，他极少说及王通。司马光对孟子的看法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并撰《疑孟》以批评孟子，但在尊崇扬雄上则又与王安石相同。苏轼、苏辙的看法最为复杂，苏轼《孟子论》相当尊崇孟子，但其《论语说》则“与孟子辨者八”，苏辙《孟子解》也在人性论上批评孟子。他们也否定荀子，苏轼《荀卿论》、吕陶《荀卿论》都极力批评荀子。苏洵《太玄论》、苏轼《扬雄论》都彻底否定扬雄的思想价值。苏轼对韩愈的态度最为矛盾，他既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又在《韩愈论》中批评韩愈“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综合来看，王安石尊孟崇扬，司马光非孟尊扬，二程独尊孟子，二苏则于诸人都有所不满。此间的道统系谱重构，争论最多的焦点人物无疑是孟子和扬雄，而荀子、韩愈则遭到所有学派的摈弃，只不过韩愈仍能博得部分的肯定，而王通所受的关注最少，只有司马光和二程对其注意稍多，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评价。

进入南宋，五贤道统系谱的余波仍未平息，王十朋、吕祖谦、陈傅良等都曾以五贤道统系谱为题策问过士子。并且，南宋中前期流行着对五贤宽厚以待的思想氛围，如林之奇就说：“大抵孔子之后，欲如孟子著书无一可议者，盖难乎其为人。则荀、扬、韩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吕祖谦也认为韩愈《原道》独尊孟子选择过严了，唐仲友甚至还因“以官钱开《荀》《扬》《文中子》《韩文》四书”而遭朱熹弹劾。在此背景下，朱熹、陆九渊等人都还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来清理五贤道统系谱。

程朱理学的道统观影响最为深远，但其对道统系谱的建构也是在解构五贤道统系谱之后重建起来的。《河南程氏遗书》和《粹言》中有很多弟子向二程问及孟、荀、扬、王、韩的记录，《遗书》卷一八、一九尤为集中。二程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独尊孟子，对韩愈、王通既赞赏又批评，彻底否定荀子和扬雄。由于五贤道统系谱在南宋仍然残留着不小的影响，朱熹和陆九渊也都曾着力清理过五贤道统系谱。陆九渊曾说孟子之后“荀、扬、王、韩独著”，但是，“若曰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陆九渊《续书何始于汉》还专力批评王通续经，其弟子杨简《论诸子·王通》《论治道》中也进一步大力批判王通。朱熹对五贤道统系谱的清理更为彻底，《近思录》末卷《圣贤》便辑录了11条二程评论孟子以下诸儒的语录。今《朱子语类》卷137题为《战国汉唐诸子》，主要都是在讨论荀、扬、王、韩四人，时而也会夹杂贾谊、董仲舒于其间。朱熹的看法与二程一致，他也独尊孟子，彻底否定荀、扬，部分肯定王通、韩愈。

理学将孟子从五贤道统系谱中拔萃出来，一面瓦解五贤道统系谱，一面则重构起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不同程度地瓦解五贤道统系谱乃是理学与王安石新学、司马光、二苏的共同目标，但四配道统系谱的重构却是理学一派的独特之处。程颢为邵雍作《墓志铭》时写道：“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程颐也认为，“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其后，颜、曾、思、孟这一道统系谱被其后学坚持下来，如胡宏也认为，“及颜氏子死，夫子没，曾氏子嗣焉。曾氏子死，孔子之孙继之。于其没也，孟氏实得其传。’”张九成在《孟子传》中甚至还反复利用这一道统系谱来确证孟子的道统地位。到朱熹之时，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实际上已经被广泛接受，刘子翚《圣传论》、杨万里《圣徒论》、李元纲《传道正统图》无不在孔子之后罗列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中庸章句序》总结说：“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在沧州精舍祭祀孔子时，朱熹最早并列曾子、子思与颜子、孟子共为四配。绍定三年，宋理宗亲撰《道统十三赞》，孔子而后即为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理学对儒家道统系谱的重构被皇帝所接受。宋度宗咸淳三年，正式诏以颜、曾、思、孟配享孔庙，最终制度化地确定了曾子、子思和颜子、孟子享有同等的道统地位。元仁宗延祐三年，又诏“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元朝在孔庙祭祀制度上开始继承南宋之制，颜、曾、思、孟的四配格局从南宋一隅推广到全国，此后也历代相沿，未再更改。

总的来看，唐宋儒家道统系谱经历了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再做加法的演变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儒家道统系谱具有众所周知的排他性，但同样也能看到儒家道统系谱有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诸如卫道、明道、传道、文学倾向、学术成就、政治议论、个人行节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某个道统人物的去取，但这些因素各自的重要程度、各种因素之间的权衡考量，却也很难确定出一个整齐划一的永恒标准。由此，士人对于道统系谱的叙述，通常都有着视实际语境而定的相当程度的宽严随机性，这也使得我们很难在诸多专意整理道统系谱的著作中找出两部道统人物完全相同的著作。

当然，缺乏一种完整的具有唯一权威性的道统系谱，并不意味着道统系谱的重心不明确。不管是五贤道统系谱中的孟子和韩愈，还是四配系谱中的孟子，抑或理学系谱中的二程和朱熹或陆九渊，各种道统系谱的中心人物都是相当明确的，只不过在这些中心人物之外，一个完整的儒家道统系谱到底应该如何排列，则始终难以形成某种固定的结论，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观察的：“中国的传统观念往往是中心或主体基本稳定，但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中国文化是一个边缘无限开放的体系。”韩愈在《原道》中仅仅罗列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系谱，而皮日休《原化》则说：“圣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即已将孔子之前的道统系谱叠加至于三皇。而孟子以下，同样也逐渐扩充了荀子、扬雄、王通、韩愈而成“五贤”道统系谱，此外还有诸如贾谊、董仲舒、柳宗元等人也不时出入其中。在五贤道统系谱瓦解之后，孟子获得独尊的地位，但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道统系谱又被确立起来。二程门人大多独尊二程，但周敦颐、张载、邵雍乃至司马光后来也一并被视作理学的开创者。孔庙祭祀系统是儒家道统系谱的制度化体现，而到1919年李塨进入孔庙从祀时，孔庙中附祭的有四配、十二哲、先贤79人、先儒77人，此外附设的崇圣祠中还另有10人，共计竟有182人之多。这都表明，儒家道统系谱虽然自始就有着强烈排他性，但其实同样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儒家道统系谱虽然有其较为固定的中心，但这个中心并不是闭合的，而是开放的。儒家道统系谱虽然因其排他性而不时具有断裂性的特征，但这种断裂并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可续的。不管是在既往道统人物的筛选上，还是在道统传递的未来指向上，儒家道统系谱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不仅如此，与地域因素在王朝正统论中的重要性相比，其在儒家道统系谱建构中几乎无足轻重。另一方面，一些离道统系谱主干较远的大儒，也可能会以乡贤的身份影响地方道统系谱的建构，某些边缘性的大儒有时则能等到机会进入道统系谱主干，而某些本来在国家孔庙祀典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儒则也可能改祀于乡。可见在空间的维度里，儒家道统系谱同样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它不仅不受地域因素的限制，而且能以相当的弹性来适应国家与地方的空间构造。至于官爵之高低，仕途之显黯，就更不是甄选道统人物的依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