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新时代风险投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央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密集出台有力的支持政策并积极有序推进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风险投资行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在10月12日于上海临港举行的2024（第二十四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如是表示。
郝明金强调，中国的风险投资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中找准定位，务实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积极贡献。
上海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临港已经开启了新一轮五年发展的新征程，将用心浇灌开放创新的活水，为风险投资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用力厚植产业发展的沃土，为风险投资行业创造更大的合作空间；用情做好人才服务，为风险投资企业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发展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在该论坛上表示，其个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有密切的关系，风险投资是资本市场发展重要的活水源头，两者之间又相辅相成，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博勇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这是风险投资行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根本遵循。”
秦博勇提出，既要深刻认识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解决好“怎么看”的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又要积极推动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集成发力，解决好“怎么干”的问题，进一步形成合力。
秦博勇同时建议，做好顶层设计，持续优化政策环境，明确风险投资行业监管框架和准则，积极培育多元化风险投资主体；支持风投机构、被投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他金融机构融合发展，推进产学研贯通协同；促进风险投资机构和被投资企业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实现吸引投资和为投资者提供回报的相辅相成，战略价值和财务价值的有机统一。
金融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相辅相成
吴晓求提及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三部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该发布会公布多项重磅金融政策，“最重要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甚至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央行创设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
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项是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另一项是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吴晓求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机遇。“这意味着央行由过去单一关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稳定转向关心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双重稳定的时代已经来临，意味着央行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个国家央行由传统迈向现在的重要标志。”
其同时补充道，中国的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来自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时候金融体系的稳定就不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稳定，还涉及资本市场的稳定。”
吴晓求还强调一点，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有密切的关系，风险投资是资本市场发展重要的活水源头，两者之间又相辅相成，是一种良性的循环。“风险投资不发展，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不会太好；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退场的退出机制和有效激励。”
在当天论坛现场，民建中央副主席孙东生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首任理事长屠光绍发布《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年度报告（2024）》（下称“《报告》”）。该报告指出，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呈现出六个发展趋势。
第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风险投资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第二，风险投资行业由前几年的迅猛发展阶段逐步转向重构调整阶段。第三，募资端国资占比提升，股权投资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在地方招商引资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第四，退出难成为普遍现象，S基金交易和并购市场迎来发展机遇。第五，未来养老资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来源参与风险投资的比例有望进一步提高。第六，机构面临发展战略的调整，深耕细分领域，凸显专业优势，将成为投资机构的生存之道。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李峰在解读《报告》时同时指出，中国风险投资在募投管退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例如，在募资方面，一是募资规模下降，募资来源渠道单一；二是缺乏长期资金，耐心资本相对不足；三是国资出资条件较为苛刻，限制了风投机构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增加了募资难度；四是美元基金进一步退出中国。
在投资方面，一是投资机构投资节奏放缓，出手更加谨慎，甚至出现躺平趋势；二是我国股权投资平均周期较短，投早投小占比较低；三是资本扎堆，催生估值泡沫。
《报告》也显示了风投行业最新的情况：2023年，我国风险投资基金数量和规模保持增长，但是增速放缓。同时，募投和退出均出现下滑。2023年共4629支风投基金参与募资，同比下降13.8%；募资总额7449.53亿元，同比下降2.1%。2023年，风投基金共披露7178起投资事件，同比下降16.0%；投资总规模达到7393.09亿元，同比下降23.8%。受IPO审核趋严的影响，2023年风投基金共发生退出事件3417起，同比下降27.7%；退出金额4594.29亿元，同比下降39.6%。
《报告》建议，一是加快培育多元化、高质量的风险投资主体。尤其需要完善国有资金激励容错机制，来激发国资投早、投小、投科技的积极性；二是多渠道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要推动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尤其激发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来华风险投资。
三是加强政府引导和差异化监管。重点是建立风险投资与创新项目的对接机制，优化风险投资行业税收体系，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四是健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对面临对赌回购压力的待上市企业，建议让其快速登陆新三板或北交所，尽快摆脱对赌回购残局；提供对赌回购贷款，避免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同时，鼓励更多退出渠道创新和试点探索。
《报告》同时建议，优化风险投资市场环境。要强化政策的协调配合，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良好金融生态。
风险投资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扮演什么角色？
在上述论坛现场，多位嘉宾就风险投资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特征规律及其作用等进行了探讨。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资管机构监管司副司长郗永春在对话中表示，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以及对科技创新引领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同时提及，“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关注到权益投资为主的融资提高，具有极强的韧性。一旦发生大幅度下跌也罢、金融危机也罢，修复得往往比债权为主的金融体系快得多，核心就是风险分担机制非常合理。”郗永春表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去年挂牌成立，今年以来在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风险投资方面也在进行相关工作。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总结前一轮风险投资有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一，大家相互挤压，投资范围太窄，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些踩踏事件。“非常重要的一点，风险投资确实是投资创新类、科技类的项目，但不是就局限于人工智能、芯片、生物医药几个狭窄的行业和领域。”
杨成长同时提及，第二，风险投资之所以出现挫折，我们没有定价主动权；第三，对风险投资没有理解，“风险投资不是自己的投资有风险，风险投资核心职能是帮助创新企业、高科技企业去分配风险、化解风险、解决风险问题，这是基本的职能。”其最后强调，“任何一个高科技项目都有几类多元投资人，我们要解决多元投资人彼此投资形成的合力问题。”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股票业务执行负责人兼上海分公司法人张一鸣在对话中表示，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生态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正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生态。
其强调，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优化，需要紧密依托资本市场、依托风险投资来提供直接融资。“风险投资以直接融资的方式，为实体经济创新企业提供了风险资本，而且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谓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并且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投入是需要承担极高风险，与传统银行高度依赖抵押品的融资模式不一样，资本市场是直接融资，投资者风险偏好差异极大，对各类创新、不确定性的包容度也更高，从而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帮助企业将创意转化为产品，将知识转化为技术，最终实现商业化、产业化。”张一鸣认为，这种转化的过程，不仅可以推动新技术的诞生，也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形成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
张一鸣援引统计数据强调，风险投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升级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过去十年来，我国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快速发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在投项目超过13万个，为7万家企业提供超过8.54万亿的资金支持，近3年创投基金为代表的风险投资陪伴企业4年以上的比例由39%增长至53%。
尤其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以来，在创业板、科创板和北交所新上市的企业中，私募股权为代表的风险投资支持率分别为57%、89%和10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龚伟在对话中则表示，科技创新从基础研究到实现产业化，还需要跨越从1到10的“死亡之谷”，“在多年服务企业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科技成果转化是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创新最为关键的阶段，不仅需要风险投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等持续投入支持，还需要政产学研各方为科创企业保驾护航。”
龚伟提到，临港集团作为园区运营平台，具有贴近企业一线优势、连接资源平台优势和要素集聚的生态优势，“要当好创新主体与各类创新资源的连接器、转化器和放大器，助力科创企业完成跳跃‘死亡之谷’的艰难一跃。”因此，临港集团提出要打造一流园区创新生态集成服务商和总运营商，满足创新主体全周期的发展需求。
据龚伟介绍，截至目前，临港集团园区集聚企业已经超过1.8万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100家，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超过1300家，集聚高新技术企业将近4000家，达到全上海的近1/7，成为了上海科创版图重要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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