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王建朗、余子道、金光耀
《余子道文集》，余子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
汇集了余子道老师近百篇文章的文集历经多年选编终于要付梓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余师希望我们为文集写一个序言。初闻此言，作为学生的我们感到颇有些为难。序言通常是由师长或者平辈朋友来写，晚辈学生似乎是不合适写序的。但对于94岁高龄仍在伏案写作的余师，不要说前辈，即使平辈中合适写序的人也无法来写了。我们是余师最早的硕士研究生，已年届古稀或已过古稀。这样一想，学生为老师写序似乎并无什么不妥，而是理所当然地报答师恩的一种方式。
我们是1983年投入余师门下的。那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分近代史和现代史两个教研室，我们是中国现代史第一届研究生。在第一学期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后，余师在第二学期给我们开了中国现代史专题和马列经典作家论现代中国两门课。后一门课是阅读和讨论经典作家论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原著，其中有列宁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前一门课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按专题讲授现代史。这门课主要由余师讲授，但五四运动这个专题他请了新闻系的李龙牧教授，并特别强调李龙牧教授对此问题有精深的研究。在读期间，余师还请民国史专家李新教授来给我们讲了几次专题课。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基础就是通过这些课程打下的。
余师的中国现代史专题课虽是实行学位制度后给首届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但讲课内容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准备和积累，那就是他在1962年开设的中国现代政治史专题的本科生专门化课程。那时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以1919年为界。复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课是由胡绳武和金冲及两位先生于1953年开创并讲授的，中国现代史课开设稍晚。1956年胡绳武先生将余子道老师从中国革命史教研组调入历史系承担中国现代史课程，成为这门课程的开创者。
余师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考入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先读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后在国文课老师陈子展先生鼓励下转读新闻系。1952年8月，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因国家建设需要与四年级学生一同毕业，所有学生除三个人外全部去了北京新华社。余师是留校的三人之一，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新民主主义论教研组，是复旦大学第一批专任政治理论课教师。一个月后，余师就与其他五名年轻助教走上讲台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按复旦传统，助教是不能独立上主课的，只能上辅导课，所以六大助教上讲台授课成为当时校园中的一件大事。上了两个学期的课后，余师被复旦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这个研究班是根据中宣部和高教部指示开办的，任务是培养全国高校的政治课教师。余师在研究班的中国革命史组，主讲教师是何干之，还有李新和彭明。因此，余师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研究班的学习使他明确了毕生的研究方面。两年研究班学习结束后，余师回到复旦，不久就调入历史系，开始了他在复旦历史系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余师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是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的。收在文集中时间最早的一篇论文《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1956年发表的，正是余师调入历史系开始讲授中国现代史那年。文集中时间最晚的论文是2021年发表的《九一八事变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动》。两篇论文前后时间跨度65年，余师学术创作时间之长，学术生命之旺盛，令学生感佩和敬仰！
从文集最后所附余师论著目录的论文发表时间来看，“文革”前发表5篇，1979年至1991年退休发表33篇，退休后至2023年发表101篇。这组数据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余师这一代学者所经历的时代和余师在学术道路上艰辛求索的足迹。“文革”前，随着学术界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正常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难以开展，尤其在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段，学术讨论的余地不多。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史研究成果寥寥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对余师来说，相比一般的教学研究人员，还多了一份辛劳，他是校园里“双肩挑”的中层干部。来到历史系后，他参与党总支的工作，1959年后更是长期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这一职务占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更难于安心从事学术研究。论著目录中“文革”期间没有一篇论文，但有一本合著的《日本军国主义史》。这一时期，余师负责集体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的工作，“文革”结束后这件事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余师发表了多篇军事史和抗战史的论文，有的还引发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学术争鸣，进入了学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种现象在余师那一代学者中十分普遍，原因就在于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同代学者中更为突出的是，1991年退休后，余师老当益壮，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之中，迎来学术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其实，这一时期超过一百篇的论文还不足以说明余师对学术研究尤其是抗战史研究所做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上海市宣传主管部门找到余师，希望余师为上海纪念抗战胜利出点主意做些事情。抗战研究尤其是上海的两次淞沪抗战是余师花费了很大精力研究的领域。余师不仅为上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做了许多实事，更是抓住这一机遇，切切实实推进上海抗战史的研究。余师主编的《淞沪抗战史料丛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此后又陆续出版该丛书续编1—4编，整套丛书共65卷，为上海抗战史研究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史料基础。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也在余师亲力亲为的指导下成为一个受到专业人士好评和普通观众喜爱的博物馆。
余师从事学术研究时间超过一个花甲，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以往所称的中国现代史，即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历史，研究领域涉及甚广，按文集的编排共有八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史是文集的第一个专题，也是余师研究初期最下功夫的领域。余师进入人大研究班进修时，《毛泽东选集》前三卷刚出版不久，《毛选》为他们这一代学者学习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基本框架、理论观点和叙事方式，他们也将学习《毛选》作为提升自身理论和专业素养的基本功，因此在认真学习《毛选》的基础上阐释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一代学者普遍热心的课题。余师在毛泽东思想中专注于军事思想，与其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相关。1949年春，余师离开就读的杭州新群高中，到诸暨参加浙东人民解放军，然后随部队进驻宁波参加接管，成为军管会公安部工作人员。在我们看来，这段参加军事斗争的经历虽然短暂，却是余师研究军事史的重要动因。余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着眼于阐明其对革命战争的成功指导及其是中共军队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在同时代学者中更显出自己特点的是，从哲学层面来讨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余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兴趣还进一步延伸至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蔡锷、蒋百里和杨杰等，对他们几部军事名著中的战争观念、军事理论、国防战略、建军方针等进行梳理和分析，阐发他们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意义。因此，余师对军事思想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是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面貌，这是对学界的一个贡献。
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余师着力深耕的主要领域，他在抗战史研究的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余师在国内较早提出中国“十四年抗战”这一历史概念。1991年，他在《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局部抗战综论》一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局部抗战的发展过程，阐述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的关系，指出这两个阶段的抗战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史。中国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他提出“应给局部抗战应有的地位”。
余师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研究亦多有贡献。长久以来，学界较多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略，而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缺少研究。改革开放之初，余师即注意到这一问题，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持久消耗战略”，指出这一战略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便已提出，它是集守势消耗与攻势消耗于一体的持久消耗。这是大陆学界较早做出的有关国民政府抗日战略的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对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方向，余师也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台湾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发起淞沪会战的意图是引诱日军改变战略作战方向，即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这一改变奠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余师是第一个对此提出质疑的大陆学者，他以翔实的研究指出华东成为主战场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在会战中逐渐形成的，会战之始便有改变战略作战方向说法是事后之美化，是“近乎理想化的推测”，缺乏史实根据。这一质疑引发了一场两岸学者参与的学术争鸣，推动了对正面战场战略研究的深入。
余师对抗战时期的若干重大战役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具体研究，其中，对淞沪抗战的战略战术、作战过程及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着力尤深，先后发表了数十篇多有创见的重要论文，洋洋洒洒百万言之多的《上海抗战史》也即将脱稿。余师可当之无愧地称为上海抗战史研究第一人。
对抗战时期汪伪政权史的研究，是余师有关抗战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余师与复旦历史系诸位老师组成的汪伪政权研究团队是公认的这一领域最强有力的研究团队。他们先后出版了《汪伪政权全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复旦大学因此成为汪伪政权研究的学术重镇。
前面提到，余师是一个在大学校园中“双肩挑”的中层干部，教学科研之外，还担负着党政管理工作，因此对历史系和学校工作有切身的了解和感受，而他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后仍清晰地记得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文集中列有一个专题，记叙了余师眼中的复旦往事。蔡尚思和周予同是复旦历史系两位卓有声望的教授，余师记叙了与他们的密切交往。其中对于周予同先生在皖北参加土改的回忆，不仅是关于周予同生平的重要资料，也是高校师生参加土改的第一手记录，对研究这段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王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十年间复旦大学党政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集中写王零与复旦师资队伍建设的一篇，记叙了复旦培养骨干教师、青年教师的情况，其中“青老年挂钩”、“预备教师”等做法不仅是复旦校史乃至高等教育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今天的高校管理者也有现实意义。1979年余师负责学校党委宣传部时，代表学校与校学生会主办的《大学生》杂志有直接联系。这本杂志当年在全国高校和社会上影响很大，但只刊印了短短的两期。余师对此的回忆是改革开放初期复旦校园内领导作风开明学生思想开放的生动写照。文集中这一专题的文章只收入6篇，其实余师写的相关文章不止这些。而在他记忆中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来不及写出来或讲出来，或者已经讲出来了还在整理之中。
收集在这部文集中时间最晚的一篇文章是2021年的，那一年余师正好90周岁，但那远不是他的封笔之作。鲐背之年的余师还在愉快地工作着。这些天一部一百多万字的由他主编的《上海抗战史》书稿在他的案头，正进行着最后的修改定稿，要在2025年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刊行。从立志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算起，余师的研究已超过了70年，而且还在延续。这为我们学生辈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
余师不仅是我们的学业导师，也是我们的人生导师。他的正直、他的豁达、他的与人为善，他在顺境与逆境中的坚持等高贵品格，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们。这是我们在学业之外的另一宝贵收获，它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为人为学。这份师恩，我们未曾有机会郑重表达，借此做序之机，我们在这里向余师表达深深的景仰和由衷的感谢。
祝余师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本文系《余子道文集》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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