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栋评《重返马赛渔场》｜作为互动过程的私人治理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法]葛弗瑞著，张鹿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1月出版，275页，62.00元。

渔业与海洋、陆地存在动态又复杂的关系。因此，渔业治理是一个“棘手问题”。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专家霍斯特·里特尔（Horst W. J.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M. Webber）的说法，“棘手问题”包含十个主要特征，其中包括依“好/坏”或“优/劣”，而非“正确/错误”来评价解决方案，且提供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参考王悠然：《“棘手问题”成为政策研究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2日第A03版）。这类问题不像解数学题那样可以依循一套解题思路：理解题目/问题、拟定方案、执行方案、验算（评估结果）。渔业治理属于“棘手问题”，因为它依视角而定——不同利益相关者看同一问题及其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各不相同。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解决策略。棘手的便不仅是问题本身，还包括解决问题的过程。甚至，界定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或社会过程，同时还牵涉生态系统。

如何从个案展示渔业治理中涉及的“棘手问题”，并将之与更广泛的议题对话，对研究者来说是一项挑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弗瑞（Florian Grisel）在其著作《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以下引用页码均系中译本页码）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回答，为写作渔业治理史提供了一个范本。该书展现了哪些问题，又如何与渔业治理关联？作者的讨论可能引发哪些议题？

一

《重返马赛渔场》不是一部政策咨询、设计规划方面的著作，而是处理一系列“棘手问题”的历史著作。它处理的问题包括学术界关于社会规范与法律规则之解读的争论（第一章）、马赛渔民社区如何建立并实施规范、早期全球化如何促使渔民改变规则（第三章）、新技术如何加剧渔民规范之间的内在张力、法国政府与私人秩序之间有何种关联（第五章），最终落脚到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之间的基本张力上，即“社会规范是私人秩序的强大力量，但也是其主要弱点”（45页）。该书以三部分（“创世记”“抵抗”“崩溃”）六章回答、解释了马赛渔业“贤人会议”及其与渔民、其他人或政府部门在六个世纪的互动和变迁。

葛弗瑞用马赛渔业“贤人会议”的兴衰来回应私人治理方面的理论，尤其是他的老师罗伯特·埃里克森关于私人秩序的看法。埃里克森通过《无需法律的秩序》等著述阐明人们倾向依靠合作和互惠的社会规范来推进“福利最大化”，提出“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第8页）。私人治理理论领域的另一类代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她给公共事物治理难题开出的方子是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51页）。埃里克森、奥斯特罗姆等私人秩序的探索者得出的新型治理模式是：“个体通过重复交互建立并维持合作”（15页）。合作涉及目标、参与、交流和对规范的遵循，本身就是一个“棘手问题”。“贤人会议”试图挑战公共资源必须经由政府或私有化才能得到有效治理的假设。

《重返马赛渔场》第一章试图在澄清私人治理的学术史基础上，展示“贤人会议”的个案如何可能革新私人治理及其运作。葛弗瑞利用“贤人会议”既完整又长期的档案，在区分规范和规则的基础上试图说明社会规范既开放又僵化。“社会规范通常约束个人行动的范围，但并不能完全或系统地决定其结果。”（37页）一方面，社会规范是结构开放的，包含诸多社会现实，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又限制个人行为，体现出僵化特征。规则与义务相关，“受到社会规范或总体原则的约束，从而阻止它们快速发展”，例如法律规则（40页）。“贤人会议”通过不同代际制定的规范，凸显了地方知识在公共资源治理中的重要性。

葛弗瑞详细描述了“贤人会议”在整个历史上的经验现实。“贤人”是拥有大量（至少十年）捕鱼经验的渔民，是有道德的智者。“贤人会议”一般由四名“贤人”组成，是由同行选举出来管理渔业、负责裁决劳动争端的组织，因此“具有自由、自治和成功的含义”（59页）。“贤人会议”为了解决一系列“棘手问题”而生。“贤人会议”的诞生本身就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现在可确定的建立时间是1431年10月13日，实际上甚至可追溯到1225年，因为在这一年，普罗旺斯子爵赋予了渔民一系列裁决权利。1431年建立“贤人会议”，旨在维护渔民的平等利益和社区意识，防止搭便车等问题。为此，“贤人”收集并制定了一套关乎平等和保护的规则体系，强调所有渔民平等，同时保护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

《马赛港》（约1580年绘制）

1899年马赛当地报纸报导的“贤人会议”

描述“贤人会议”的历史得依赖大量档案。档案是记忆的宫殿，是社会互动的竞技场和展示场，也关联到权力。从词源上说，档案（archive）来自希腊文archeion或拉丁语archivum，最初指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可以说，档案是档案制作者通过压抑或讲述故事而使权力得以维持、声张的地方，也是遗忘之地。葛弗瑞“试图对从不同来源收集的两千五百多份档案文件进行多角度分析，来解决选择性存档和流传性问题”（21页）。这些来源多样的档案包括法国海军的、马赛商会的和私人的，它们塑造出“贤人会议”，也被“贤人会议”所塑造。“贤人会议”建立起一套防止档案流失的制度，还将自身两百多年的审议诉讼档案汇编成册，反映出法国政府的一系列渔业政策，还有不同时期的地方习惯。收集这批档案的目标在于让它们可以得到有效使用，保证裁决争端和维护社会治安时有规范可循。这些档案的生产、组织、使用成为构建马赛渔业治理史的基础，也是维系制度合理、保证规范延续的关键工具。

实际上，葛弗瑞不仅运用 “贤人会议”的档案，还使用大量口述资料、访谈、民族志观察，甚至诸多法律文件，获取关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详细信息。葛弗瑞采取这些方法收集资料是为了科学地解决一个“棘手问题”：不同时期的人如何评估“贤人会议”？答案部分在于社区的渔民和其他人，例如马赛居民和当地牧师。葛弗瑞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马赛港在1943年遭轰炸之后，当地的居民人口、城市重要空间、船只数量和古老制度都发生变化。例如，意大利裔渔民的大规模到来，改变了当地的捕鱼方式，同时与当地社区建立合作关系，从而改变当地渔民的社会习俗。社区成员提到，“贤人会议”失去监管优势之后，仅作为光荣渔业文化的象征继续存在。

说到问题，它与档案资料、叙事三者相互激发，共同构造出一个好的故事。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关注点还是有些不同。针对研究对象“贤人会议”，问题就是关注一些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比如，我们不知道“贤人会议”之前马赛渔民的自治权是从封建领主处获得的，但档案资料指明了这一点。又比如，我们不知道“贤人会议”积极支持外部政治，有权针对不尊重国王或天主教会的行为处以罚款；但葛弗瑞统计、叙述了这一点。然而，研究者也可成为研究对象。如果是针对研究者葛弗瑞，就应该关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一些关于私人治理的前提假设或惯常做法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实际是有问题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些。比如，那些访谈、民族志观察中，渔民的年龄、教育背景、家庭情况、收支情况等如何？葛弗瑞访谈了许多渔民，讲到有些渔民的后代“不愿意继承家族传统”（近十年前的数据显示真正继承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六）。那么，马赛的渔民基于何种具体目标、内心信念，以及在何种时机中对待“贤人会议”及其规则、规范？如果加入更多渔民的信息和声音，“贤人会议”的故事会更加丰富。

二

说到渔业治理，它通常关联到政府及其行为。这里说的是治理不是管理。治理是一个互动过程，关乎互动，又涉及过程，要比管理更为宽泛。治理是指有策略、理性地运用权力维护公共的善，需要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管理需要运用的是技艺。近来的说法是，治理不只是政府的事，也不只是发生在国家或国际层面，还出现在地方或企业。治理也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自下而上的，而是一个涉及多方互动的过程，在妥协中暂时达成各自的目标。互动治理是分析“贤人会议”在不同时期的治理及其后效的概念框架。

“贤人会议”是社区渔业治理的典范。“贤人会议”需要负责许多与渔业相关的活动，包括组织渔民站的抽签和渔民轮换、解决与渔业相关的摩擦或冲突、预防过度捕捞等。如今，每年全球捕捞中约三分之一的鱼类，都来自小型渔业（使用少于十二米或二十四米的渔船）；地中海的大多数渔船属于小型渔业（联合国粮农组织，2016年）。正是因为小型使得它们在海岸线显示出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海洋或渔业资源。“贤人会议”就是在平等、保护等规范下治理小型渔业。这种小型渔业及其形成的“贤人会议”，代表以社区为基础的渔业治理模式。

马赛“贤人会议”纹章

在社区渔业治理过程中，问题的界定本身是多角度的：社区争论的每一方都可以站在自身立场上称所谓的问题没有问题，“自己的做法符合社区的社会规范”（63页）。比如，在十五世纪由“定置网”捕鱼向使用“浮网”捕捞的转变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定置网的使用者根据保护规范谴责新技术的使用；浮网的支持者根据平等规范声称自己有权使用新技术。双方都在利用“贤人会议”的规范：前者援引保护规范，后者援引平等规范。“贤人会议”和天主教会从中协调，最终划定这两种捕鱼方式的捕捞时间和地理范围。又比如，在电力和内燃机等技术涌现并用于捕捞时，渔民、“贤人会议”和官方对涌现出的问题持不同意见。二十世纪初，马赛许多渔船装备当地公司设计、生产的发动机，从而开启了法国南部海岸渔业历史的新篇章。装有发动机的渔船可以拖更大的渔网、行驶更远的距离，对海床和渔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一部分渔民捍卫使用发动机进行拖网捕鱼。另一部分渔民对这种捕鱼方式表达不满，向马赛市长和检察官表达自身的担忧，担心自身利益受损、鱼群的灭绝和海床的破坏。“贤人会议”在限制发动机的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部分源于“贤人会议”自身是受益者。市议员谴责“贤人会议”的同谋态度。最终经多方互动、协调得到一个折中方案：限制渔网的尺寸和/或发动机的功率。在社区互动治理中，渔民、“贤人会议”既是治理的主体，又成为治理的对象，展示参与式民主的历史范例。

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是对原因的探索，追寻现象/问题发生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现象/问题的原因同样复杂，不是用自然环境或社会因素可以单独解释的：“确定鱼类种群演变的原因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鱼类种群的演变受到捕捞以外的无数因素的影响。”（107页）捕鲭网的扩散、水污染、马赛港的扩建、渔民消费模式的变化都是金枪鱼种群数量减少的原因。近来的研究表明，海洋变暖、气候风险可能毁灭一些海洋鱼类及其依赖的食物（J. L. Blanchard and C. Novaglio, eds., Climate Change Risks to Marine Ecosystems and Fisheries, FAO, 2024）。从1986年至2015年，地中海表面温度每十年上升约零点二四摄氏度，影响到许多鱼类的生存。葛弗瑞在许多地方探索原因，比如追问今天为何较少马赛青年成为渔民。渔民起早贪黑，且从事渔业的利润不高。除了追溯原因，作者还用大量统计数据紧盯与渔业相关的因素，呈现出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差异。事件A导致事件B的发生，那么可以说A是B的原因，B是A的结果。葛弗瑞试图说明：渔民、渔船、沙丁鱼产量、税收、政府介入程度等数据，共同塑造“贤人会议”的演变。但是，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比如，“贤人会议”的规范关联到渔民的内在信念：“这些内在信念通常与反复出现的社会行为模式相吻合”，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237页）。许多治理者恰恰基于因果关系的假设来制定政策。

“贤人会议”在维护渔业社区的关系时，呈现出渔民、社区、国家和海洋之间的互动。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员和贸易往来的频繁，私人治理进一步受到挑战。“马赛的‘全球扩张’发生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其港口成为欧洲从北非和近东进口初级商品的入口。”（88—89页）大量加泰罗尼亚渔民开始在马赛定居，创造自己的飞地，违反“贤人会议”制定的捕鱼规则，拒绝服从管辖，包括缴纳税收。“贤人会议”极不愿调整其规则，使得冲突时有发生。同样的状况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移民涌入，他们引入新型捕鱼技术，使得支持新技术的法国政府和反对新技术的“贤人会议”之间产生治理上的争论。人口结构的变化成为社区规则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注被遗忘的历史将使马赛渔业得到重新解读。应该承认，女性在小型渔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虽然驾船出海作业仍是以男性为主，但他们依赖女性在岸上的工作，例如渔船的建造维护、鱼类的分拣出售或订单相关工作。这种依赖揭示女性对家庭乃至整个社区的作用，因此不宜忽视渔业价值链中的女性。葛弗瑞提到“一个女性渔民”（29页），说明女性在渔业中的重要性。关注女性在家庭、食物乃至生物安全中的贡献，有利于转变渔业史的书写，同时促进性别平等。

社区规范有它的优点，但仍需要政府的支持。“规范是灵活的、自发的、易于执行且成本低廉的，能够保持精简、响应社会需求、提高经济效率。”（239页）社区在共享系统、平等、亲属关系、地方规范、土地依恋和传统职业等概念中得到肯定。实际上，十七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例子说明，政府的支持是促使“贤人会议”在渔业治理内外占上风的重要因素。“贤人会议”在国家的支持下编纂了一系列法令。国家也利用一系列法令支持“贤人会议”，有时也挑战它的职能。社区规范和国家法令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不断平衡，说明两者相互依赖。但欧盟的介入使得这种互动变得越来越弱，更多变成自上而下“管理”渔业。

三

葛弗瑞对马赛“贤人会议”的讨论，可能引出一些更宏大的议题。首先是海洋的重要性。海洋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百分之七十点八，达三亿六千七百万平方千米。海洋塑造地球的特征，控制和调节气候，提供丰富的食物和资源。“我们流着带有咸味的汗与泪，于是知道海洋就在我们的血液中。”（“We sweat and cry salt water, so we know that the ocean is really in our blood.”）美国诗人特雷西亚·特艾瓦（Teresia Teaiwa, 1968-2017）的这一句，成为相关展陈设计的引语，说明海洋与人类的关联。就地中海而言，它不仅是联结经济文化的一片海洋，与大西洋相通，还是因相互需要而联结人群或社会乃至物质诸过程的场所，布罗代尔如是说。地中海沿岸许多城市的居住人口超一百万，且许多人以打鱼为生。作为地中海沿岸的港口，马赛依赖海洋和渔业，最早组织起“贤人会议”，治理渔业和海洋。

其次，马赛“贤人会议”的兴衰故事展示了历史在渔业治理乃至所有治理中的作用。渔业科学和海洋保护都有其历史。就马赛渔业而言，人口结构、引擎动力、捕鱼深度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治理方式也存在差异。“贤人会议”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可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名录，部分也源于它的悠久历史。从更大范围上看，在近几十年分析社会—生态治理时，“制度转换”“跨尺度互动”（cross-scale interactions）等模型关注不同时间的互动和变化，凸显了历史过程的重要性。

马赛“贤人会议”可与其他地方的“贤人会议”加以比较，从而看到互动治理在不同空间上的差异。如今，法国地中海沿岸有三十三个“贤人会议”（见下图）。葛弗瑞分析的案例，是管理在潟湖区和海上作业的“贤人会议”，代表了“贤人会议”的大多数。实际上，还有两个特例，都在塞特港：一个是只管理潟湖区渔业的塞特托湖（Sète-Étang de Thau）“贤人会议”，另一个是只管理海上作业的塞特默勒（Sète-Môle）。领导渔业社区的渔民代表也不像马赛港那样是四名，而是三至八名不等。人群、自然资源、传统等差异导致治理决策的差异。从地中海北部看，这种渔业治理体系在西班牙、意大利也存在，分别被称作Cofradías（字面意是“兄弟会”）和Fraglie（“兄弟会”；治理亚德里亚海西北部的潟湖）。三种渔业治理组织在不同时期的实践，现在都将面对欧盟共同渔业政策“区域化”管理。

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三十三个渔业“贤人会议”

“贤人会议”是社区渔业治理的一个例子。社区渔业治理基于情感和实际情形，为规范的灵活性提供了空间。或许，这种组织可以与我们的家族、宗族相对照，因为家族、宗族也是在宗法观念下组成的基层社会群体。除了社区治理，地中海渔业还有一种社会组织，即准工业渔业。准工业治理更多受政府规范主导，是政府权力部门介入后在近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新模式。准工业渔业治理更多根据法律法规，追求效率和成本效益。将其与开放又灵活的社区规范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社区在治理体系中仍然重要。

再次，“贤人会议”显示了案例研究法的优势和局限。案例（case）不同于实例（example）：案例代表对普遍性、现有理论、主导范畴或思维习惯的挑战；实例在于使一般变得特殊或使特殊反映一般。可以说，马赛“贤人会议”是渔业行会的一个实例。然而，案例挑战现有理论和主导范式，使得解释、发展新的理论成为可能。马赛“贤人会议”是私人治理史中的一个案例。它作为案例拥有丰富数据，可以补充现有关于私人治理的研究。当然，案例研究法也有局限：“每个案例研究都是独特的，并表现出需要加以考虑才能支持普遍性主张的特殊性”，因此“贤人会议”被用来当作“偏差案例研究”，以突出私人治理一般理论的局限性（21—22页）。

马赛见证了许多沉船，还有人群的登陆，其中不仅包括加泰罗尼亚人、意大利人、北非渔民，还有二十世纪早期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重返马赛渔场》不仅在讨论“贤人会议”的前世今生，还在重申生态多样和人群多样的重要性。马赛成了友好、开放的代名词，还在1987年与上海结为友好城市。本书副标题中的“规范”是指马赛渔业社区的规范，包括捕鱼的技术、税收的缴纳等，也可以当作延伸思考渔业治理的规范。至于标题中的“局限”，它是指私人治理的局限，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社会规范是持久稳定的因素，但也是不确定性的因素，它需要在社会冲突的情况下创造规则；其次，规范的刚性及其灵活解释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社会规范和其实践之间的差距，这可能改变私人治理的有效性；最后，社会规范不仅仅是行为规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内心信念的反映。”（228页）面对棘手的治理问题，“局限”不一定如白纸黑字那样清晰，而是不确定的、可延展的，随着治理过程不断出现。就渔业和海洋治理而言，“局限”还可以用来指在马赛港乃至地中海世界，地理环境或自然资源对人类的限制，从而承认我们人类的脆弱性。无论是否以捕捞为生，我们都是海洋的客人而不完全是主人。承认并尽力改善这种局限，对海洋和我们人类自身都有好处。

最后要说的是，马赛渔民的捕鱼方式比较多样，从最早的浮网再到使用发动机、电力和炸药，不一而足。这些谈论捕鱼技术的文字细节，让我回忆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见闻。马赛渔民用名为“大戟属”的植物毒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鱼藤根、茶枯在赣西南地区的市场上多有售，被用于“闹鱼子”。它们被捣碎投入河中，不一会儿就有大大小小的鱼翻白浮出水面。除了“闹”，还可以见到钓、电、炸，只是规模远不如马赛渔民的。这些捕鱼方式对生态系统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后来，随着新《渔业法》《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等渔业法规得到落实，“闹鱼子”、炸鱼、电捕鱼较少出现。实际上，化肥农药用量的增加和污染的加重，使得河中的鱼渐渐消失。这些情形在国家近几十年一系列政策颁布实施后得到部分解决。河里又出现了一些小鱼。马赛渔民用网打捞鱼类的这段故事，打捞出一段封尘多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