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卡滕德雷赫特 [ 简称卡普（Kaap）]是荷兰鹿特丹移民最活跃的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欧洲水手的身份被卷入战争，当地对中国海员的需求量因此增大，卡普开始形成中国街区。中国水手大多通过英国和德国航线登陆荷兰，在商船上工作的徐吉才也是其中之一，成为来到卡普的第一批中国水手。 徐吉才早已去世，而他的故事因为一本家庭相册展现在人们眼前，这本相册从1929年开始，由其兄长制作，后不断延续，成为第一批选择登陆荷兰中国水手的故事缩影。
1922年，卡滕德雷赫特乃至欧洲大陆第一家中餐馆——中国楼开业了，相册中，百年前的华人的身影在中国楼里显现，而中餐也在一个世纪里慢慢在卡普街道上流行起来。这些唇齿间的记忆久久地留在了徐吉才的孙子徐大伟的脑海里，2024年，时年62岁的徐大伟到宁波镇海寻祖，也讲述了关于中国楼，关于自己家族的往事。
1940年，在荷兰鹿特丹中国楼餐厅举行的家人和员工新年庆祝晚宴，家人和员工。本文图片均出自徐大伟的家庭相册。
在卡普，很多中国人都有生意头脑，背靠宝安会或新田会（虽然不总是）做起小生意。1922年，卡普乃至欧洲大陆第一家中国餐馆开业了——名叫中国楼，中国楼提供地道的中国菜，菜单包括烤乳猪、北京烤鸭、清蒸鱼和各种丰富的点心小吃，有蒸有炸。老板名叫袁华，广东人，与徐吉才一样，袁华也是作为海员厨师来到荷兰的，擅长制作糕点，而徐吉才也成了中国楼第一批主厨的其中之一，负责制作菜单上的上海特色菜。
1922年，中国楼作为荷兰第一家中餐厅在卡滕德雷赫特开业。
1922年，中国楼餐厅内部，照片拍摄于餐厅刚开业后。
1937年，右起第八位是袁华，他是中国楼的老板。
“许多老卡普居民回忆说，中国楼做的那些糕点非常好吃。”徐大伟回忆起乔姨奶（徐吉才夫人内尔特耶的妹妹，也是中国楼老板袁华的夫人）曾说，“全鹿特丹的人都会来中国楼买中国糕点。我的父母也很喜爱中国楼的糕点，它们不仅装饰有可爱的花朵和汉字十分美观，而且还耐存放，放上几天都还是很美味。”
1938年，中国楼餐厅的小票。
中国楼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聚会发生在1939年2月19日。华侨协会接待了宋美龄的助手窦学谦（Lucy Tou），窦学谦还带着一位名为杨惠敏的年轻女子。24岁的杨惠敏因其在上海四行仓库战役中的英勇事迹而被国人记住，她的故事在2020年被拍成电影《八佰》。但当时的新闻媒体只报道了窦学谦的到来，并没有提及杨惠敏。
1939年2月19日，窦学谦（左二）与杨惠敏（左三）访问卡滕德雷赫特，照片拍摄于中国楼餐厅。
关于中国楼是否是荷兰的第一家中餐馆，仍然存在争议。当时同时期还有几家中餐馆出现，它们大多是午餐室，或作为依附旅馆存在的公共食堂。其中，有一家名为中山楼的餐馆开设时间与中国楼相差无几。“但根据一些第一代中国移民的说法，中国楼确实是荷兰的第一家中国餐馆。”徐大伟提到《汉之家》（Het Huis van Han，作者：Karina Meeuwse）中也有记录，“我所认识的一些老卡普居民的回忆也能证明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中山楼午餐室在1922年开业，比中国楼餐厅开业晚了几个月。
1929年，徐吉才与内尔特耶也开了一家中餐馆，餐馆执照持有者是内尔特耶。遗憾的是，正好碰上国际危机爆发，经济萧条，餐厅最终关门歇业。国际航运业受到很大冲击，华人社区的日子更加艰巨了，卡普街上到处都有失业的海员，由于没有荷兰身份，无法得到政府救济。这一时期，华侨协会和由中国人营业的场所都在尽力给同胞提供援助。“即便爷爷的厨艺非常好，但经济危机来了，我们不得不关门。当时我才19岁，已经和这个中国人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还得管一家餐馆，你想想就能理解那是多么的艰难。”徐大伟回忆起奶奶曾经讲过的话，说道。
1929年，徐高利（徐大伟父亲）和兄弟们在父母的饭店前。
1932年，卡滕德雷赫特华人协会，位于龙目街5号，来自中国领事馆的参观者合影。
经济危机过后，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1944年，徐吉才的四个孩子都被德军抓去德国做劳工，徐大伟的父亲徐高利在途中侥幸逃脱，被一位面包师收留，而其余几位也受到了善心的德国家庭庇护，并无大碍。徐大伟的舅舅没那么幸运，他被抓走时才12岁，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回到家。
1945年，鹿特丹市政厅前的解放庆典。图片中的表演者是徐家的邻居，他经营着一家海员宿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出现新一波中国移民，中国餐馆则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中餐在当地变得和荷兰传统菜肴一样普遍，徐大伟说：“每到周日晚上，全荷兰的人都会拿着一盘炒饭或芙蓉蟹坐在电视前看体育节目。”卡普作为不变的中心，包容着不同民族、血缘的世界各国的人来来往往，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中国餐馆、商店、旅店在卡普街道上迎接旅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徐吉才与内尔特耶开设的（第二家）售卖服饰的店铺。
1963年，徐大伟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们。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要去祖父家，这张照片就是那时拍的。
1967年，徐吉才病重，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后回到家，人们纷纷送花过来。上百名中国人送了20辆车的鲜花。在这些照片拍摄后不久，徐吉才就去世了。
1967年，躺在沙发上的徐吉才。
“直到今天，依然常常有人来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找他们的中国父亲，这些拿着他们父亲照片的男男女女大多已经是中年人了。”像徐大伟的祖父母这样由荷兰女人与中国男人结合的家庭在卡滕德雷赫特半岛上并不罕见，近百年的历史洪流导致很多当地华侨对自己的中国父亲知之甚少。“我的侄女诺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过爷爷出生的地方，试图寻找还留在故乡的亲人。但她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当地人告诉她，村子附近曾有一个烟花厂，大部分村民都在那里工作。”
1945年，格尔达·提莫斯（徐大伟母亲）、徐高利（徐大伟父亲）与他们的朋友司徒绍。司徒绍有一半比利时血统，一半中国血统。他的家人开了一家中国洗衣店。
2024年，徐大伟到宁波镇海区寻祖，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大伟在一处旧警察局墙附近发现了“城隍庙村”的石碑，还参观了当地的徐氏宗祠。在上海，他寻访了徐吉才当水手前工作过的旧跑马总会，“站在家族史记载的场所，追溯先人足迹，实在令人感慨。从上海到宁波途中，‘宁波-镇海’的路标让我心潮澎湃。”徐大伟说。
“在祖父的故乡宁波，我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圆满，这是生平第一次产生如此完整的归属感。漫步在他出生成长的街区，我终于实现了毕生渴望的寻根之旅。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人文风情、璀璨的文化遗产、典雅的建筑艺术和地道的美食，都深深震撼着我。那些久违的家乡味道——祖父和父亲曾做过的蒸蛋、腊肠、红烧肉，瞬间将我带回卡普的旧日时光。”徐大伟说，“我期盼能再访宁波，找到族人，向远渡重洋在异国扎根的先辈后代讲述家族故事。”
本文特别鸣谢：周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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