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 1月17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大国，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过去四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总体实现了稳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团队通过磋商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原则，开展两国对话与合作，恢复和新建了20多个沟通机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果。随着特朗普即将开启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美关系再次站上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资深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近日在“穿越动荡时期：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指出，“尽管中美关系充满挑战，但其韧性不容忽视。正是这种韧性，使两国关系在经历挫折后能够反弹，甚至找到新的合作契机。”
何汉理认为，中美关系的“韧性”的一个来源是两国深厚的经贸依存与长期的历史联系，另一来源是双方对重大冲突的本能规避能力。
何汉理提到，“中美之间的冲突风险，更多来自误解和误判，而非根本性的敌对。”而且，过去双方在贸易、网络安全等领域都曾找到合作的可能性，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时，中美仍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何汉理
不过，他也坦言，当前的全球政治环境加剧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从俄乌冲突到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而这一变化反过来增加了中美之间的摩擦风险。“两国的分歧显而易见，但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机制管理这些分歧，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展望未来，何汉理依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保持“谨慎乐观”。“只要两国领导层保持沟通，不断寻找合作领域，中美关系的韧性将继续展现。”他特别提到，规则的制定和信任的重建将是未来四年的关键。“中美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的对手，而应努力找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点。”
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中心、CAPRI USA基金会联合举办。何汉理在会后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独家专访。
“只要双方采取正确的方式，关系是可以重建的”
澎湃新闻：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许多重要的关键人物，比如基辛格博士、卡特总统相继离世。您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何汉理：1978年12月中美宣布关系正常化时，我就在北京。我记得当时那里人们的兴奋之情：《人民日报》出了一期红色印刷的特刊，报童们在王府井街头奔跑，把报纸分发给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这对两国来说都是极其令人激动的事情。
多年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接着是友好关系的恢复，最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人们对美中关系的可能性和前景充满了巨大的期待。在美国也是如此，报纸的头条都在谈论两国社会的美好前景。
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即使在多年疏远、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接触、贸易极少、几乎没有任何互动之后，两国重建关系似乎出奇地容易。
我在研究生院的导师，后来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顾问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 ）当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1975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之前，登上月球的美国人比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多。而且这还得是在两国政府许可下，作为官方授权交流的一部分。两个社会极度脱节。
我们现在谈论脱钩，而从1949年起，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后，（在那时）我们就完全脱钩了。但让人们惊讶的是，两国关系能如此迅速地重新建立起来。在上海尤其能看到，上海一直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与美国的联系体现在建筑上，体现在虽已中断但未被遗忘的人际交往上。这让我今天感到乐观，只要关系恶化的时间不长，这些关系就可以恢复，因为记忆仍在，实体证据如建筑表明关系依然存在，很多人还活着，只要有可能，仍然可以重新走到一起。只要双方采取正确的方式，关系是可以重建的。
但关系也有起伏。在这段关系中，我认为双方都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只强调积极的方面，而没有预见到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总之，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我认为双方往往和过去一样，对关系可能的发展和产生的结果有着持久的错误假设。在美国方面，长期存在一种假设，认为中国人就像美国人一样。在很多方面，所有人都是相似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不同的。我们必须了解并弄清楚这些相同点、相似点和不同点。我认为美国人往往夸大了他们与中国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他们私下里往往相处得很好。
然后美国人往往认为中国人就像我们一样，因此我们（美国）可以按照我们的形象塑造他们（中国），他们会变得像我们，他们的社会也会变得像我们。这就是我们开始产生不切实际期望的地方，我认为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或假设。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夸大的期望，而当我们失望时，失望就会非常深。
我认为中国人也认为美国人会无条件地帮助中国发展，不会真正计较利益平衡。我认为在一开始是这样，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们就开始担心贸易不平衡，当时所有人都惊讶于中国开始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所以我认为双方对彼此的错误认知和夸大的期望是非常严重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
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语言。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对所表达的意思达成一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上达成了协议，但在含义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各种误解，进而产生不信任和背叛感。
2018年11月8日，北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视觉中国 资料图
特朗普归来下的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快进到当下，因为特朗普即将开始第二个任期，对于他的第二个任期，您最关注的是什么？最担心哪些政策举措？
何汉理：我认为，最明显且大家都在谈论的，就是贸易战的加剧。不过，现在用“贸易战”来形容似乎不太准确，它更像是一个包含了贸易战、投资战、技术战在内的多维度综合体。
作为一名曾经的商人，特朗普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关注广义上的经济问题。我认为他最关心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在他看来，美国经济的衰落是主要问题，而这一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制造业的衰退。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及之后，正是制造业使美国真正成为国际强国，它是美国的工业基础，也为美国人提供了大量高薪工作，推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一局面正受到巨大威胁。由于美国劳动力的相对高成本，以及先进技术迅速传播的方式，制造业开始衰落。我认为，美国迟迟未能认识到这些都是长期趋势，美国不能再单纯依赖制造业。
我认为这使两国关系变得复杂。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警示信号。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它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变化既会使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双方都会感到在对方面前存在脆弱之处，但也会为中美关系提供一些新的黏合剂。
有些人觉得中美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关系才会好，这种想法并不健康。但是我们应当了解我们有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强调过要建立中美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与共同的敌人无关，这不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那些真正像敌人一样严峻的挑战。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社会利益，也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最佳实践。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吗？
何汉理：我希望事情能够如此，但我认为问题在于，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成本与收益的分配问题。基本上，谁会为此付出更多，谁又会受益更多？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竞争的背景下。这就是其中的风险所在。
澎湃新闻：这是否是中美两国未来四年最大的战略风险之一？
何汉理：我想是的。当然，问题是如何公平竞争？竞争方式是不是尽量不欺骗、不损害？许多年前，有一个叫托尼·哈丁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她有一个对手叫南希·克里托尼。哈丁和南希是竞争对手，但她对自己能否击败南希没有信心。她和她男朋友雇了人想要打伤南希的腿。这不是你想要的比赛方式，你不想通过身体伤害或限制来赢得比赛。这就是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批评——你们试图阻止我们参与竞争。如果美国真的想这样做，那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因此，我们需要避免。
澎湃新闻：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何汉理：我认为我们都需要自律，基本上我们需要一个不容忍不正当竞争的环境。换句话说，必须有一个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明确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从根本上说，这种不正当的竞争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论规则在竞争中的重要性，规则就是力量的体现。
乐观于中美关系的韧性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中美关系的韧性，那么，您认为在未来，我们怎样才能持续保有这种韧性？
2024年12月27日，参加“读懂中国 相约福建——美国青年武术文化交流八闽行活动”的美国青年一行走进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福州鼓岭，了解百年鼓岭故事。视觉中国 资料图
何汉理：我认为，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既源于过去，也源于现在和未来。我们已经提到了过去，在机构之间、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中，有许多遗产可以借鉴。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这是最深刻的遗产。但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发展应对共同问题的机制，从而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人类和所有动物都必须具备顽强的生存能力。你可以将其描述为复原力，这意味着它们能够更灵活地做出反应和应对。对所有生物来说，无论是个人、动物物种还是社会，复原力都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大流行病在概念上的重要贡献。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两国的未来感到乐观吗？
何汉理：谨慎乐观。我认为，就像在最初的冷战中，（美苏）相互毁灭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非常有信心我们可以避免一场战争。我认为，现在（中美）两军之间的平衡并非绝对平等。然而，如果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双方都不会希望它（中美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到很严重的程度。那么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能找到防止升级的方法，当然是防止升级到（中美）两军全面开战的程度。我相当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两国的朋友和盟友都会努力确保（中美间紧张的）事态不会发展得太过分。
正如我所说的，合作必须是互惠互利的，而且是相互公平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如果说有那么多来自我的国家的人生活在你们的国家，那么你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不会与我无关。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创造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在同一个地方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都必须做出调整。
澎湃新闻：您还有什么事情是特别想去做的吗？
何汉理：我希望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想和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谈谈这个问题，即使我此行不能在这里见到他们。中美双方花了那么多精力试图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将其定义为一种互惠、互利、长期和稳定的关系。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从而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这是我真正想做的。
我真的想看看开展某种联合项目的可行性，以评估、描述、评价和了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可以举行这样的会议，每个人都可以就我们犯的错误发表想法。如果我有精力参与领导和创建这样的项目，我还会这么做的。
我希望我们更频繁地举行今天在复旦的此类会议。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四年后再开一次。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在两年后的（美国）中期选举时举行（这样的会议）。也许我们应该每年都开一次。但关键在于，我们是作为分析家和学者，而不是作为政府或国家的代表来做这件事的。我们如何评价双方的政策？我们怎样才能提高独立的批判性思维？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是为了公平，为了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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