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左六）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新华社 图
当地时间18日凌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协议将于当地时间1月19日生效。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谈判，在美国、卡塔尔与埃及三方的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终于在1月15日达成停火协议。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明，15日达成的协议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5月提出的三阶段框架大致相同，即停火、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以换取被以方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军队逐步撤出加沙。然而当时双方却没能签署这份提议，这造成过去将近八个月时间内，多名人质被哈马斯杀害或者因得不到有效照顾与救治而丧生（哈马斯方面则宣称有些人质死于以色列的轰炸），加沙地区发生了更大的伤亡，这对所有关心以色列人质与加沙百姓的人们而言都是极为痛心的。
为何双方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一直没能就此提议达成一致呢？这份协议是否能够保证巴以双方之间结束战争，带来长期的平静呢？
1月15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街头，人们拥抱庆祝协议达成。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5日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自17日晚间开始召开的内阁全体会议批准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停火协议。新华社 图
停火协议为何拖了这么久才达成？
协议能够在此时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去几个月内，世界局势、地区形势、以色列内政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使得巴以双方各自在战争中面对的客观压力发生了巨大翻转，为协议的最后达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以色列所面临的地区环境出现了变化，以色列逐渐由战略弱势的一方转为强势的一方。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4日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回顾以哈之间的谈判，布林肯透露的几点信息实际上承认了以色列无论在战场还是舆论场一度都处于劣势地位，而哈马斯则处于战略与道德上的优势，这使得哈马斯不愿真诚地配合谈判。
然而，自去年7月开始，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冒险性的“突围”与“报复”，对哈马斯与真主党的领导层进行了清除行动，先后分别斩首了哈马斯与真主党的最高领导人哈尼亚与纳斯鲁拉。尤其是在地面入侵黎巴嫩后，地区局势发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连锁反应。以色列在严重削弱了伊朗最精锐的代理人真主党之后，不仅使自身腾出手脚对伊朗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挫败了伊朗的锐气，而且亲伊朗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因为失去了真主党武装力量的保护而迅速倒台。
叙利亚易帜后，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脐带”被剪断，伊朗苦心经营多年的“抵抗轴心”遭到严重削弱。再加上去年10月以色列在加沙击毙哈马斯继任最高领导人辛瓦尔，哈马斯随之在加沙失去了指挥与领导能力。此外，伊朗为了支持哈马斯与真主党，直接参与到对以色列的战争当中，使得西方世界的舆论基调也发生了变化，同情以色列的声音再次升高。
几个月以来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战争的整个局势迅速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翻转。在“抵抗轴心”受到重挫以及辛瓦尔被击毙后，哈马斯在谈判中的优势也随之消失。正是这种处境的转变使得哈马斯愿意认真考虑接受拜登提出的停火协议。
第二，以色列内部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内塔尼亚胡巧妙地创造了有利于自己的内部空间。
首先，在辛瓦尔被击毙、结束对伊朗的空袭之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阁中解雇了加兰特的国防部长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原外交部长、内塔尼亚胡的亲信卡茨。内塔尼亚胡以牺牲加兰特为代价，不仅加强了总理对军队的控制，并且将空出的外交部长一职与中右翼的新希望党（New Hope）党魁、利库德集团旧部的萨尔做了交易，将萨尔的政党吸纳进利库德领导的执政联盟中。萨尔的加入不仅巩固了内塔尼亚胡右翼执政联盟的根基，而且将内塔尼亚胡从被极右翼政党绑架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此前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在120席的以色列议会中勉强过半占据64席，其中极右翼领袖、安全部长本·戈维尔（Ben Gvir）的政党占据6席。由于本·戈维尔反对与哈马斯谈判，主张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所以在此前的谈判过程中，他经常以退出执政联盟威胁内塔尼亚胡，使其拒绝接受停火协议。而萨尔领导的在野小党在议会内占据4席，萨尔加入执政联盟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扩大到68席。这样一来，即使本·戈维尔的6席退出执政联盟，内塔尼亚胡依旧在议会中保有过半的62席，政府依旧稳固。没有了本·戈维尔的掣肘，内塔尼亚胡在面对谈判时有了更大的让步空间。
此外，由于内塔尼亚胡在战争中强硬的立场与冷酷的作风，当战场形势好转时，内塔尼亚胡及其强硬路线在国内的支持率也随之回升。反战的左翼民众也因为胜利的喜悦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而减少了对内塔尼亚胡的声讨。地区战略格局的巨变使得多数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唯一未达成的目标就是解救仍被哈马斯关押在地下的以色列人质。遥遥无期的加沙战争中不断传来有以色列士兵牺牲的消息，而接受停火协议则是既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人质被活着解救，又避免牺牲的唯一途径。因此，解救人质、结束战争是当下以色列社会形成的共识。这样的国内政治氛围，也使内塔尼亚胡看到了当下是接受停火的最佳时机。
第三，特朗普的重新当选使以色列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局面。
有报道指出，特朗普对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分别施压是促成双方愿意接受停火协议的重要因素。然而，这样的观点等于在说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与美国在地区内的众多盟友们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并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难免有夸大特朗普个人能力之嫌，无论谁入主白宫，他所掌握的都是同一个美国国家机器与同样的全球影响力。实际上，布林肯在上述访谈中指出美国方面已经给了以色列足够大的压力，而没能给哈马斯足够的压力。那为何特朗普就可以对哈马斯施加影响力？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代表的西方右翼势力在处理巴以问题时不存在左翼政府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党政府在支持以色列方面的进退维谷，与打击伊朗“抵抗轴心”方面的投鼠忌器。一方面，左翼拥抱西方引以为豪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犹太人在经历了历史上的种种苦难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这本身就是对这些价值观的践行，也是对欧美各国曾违背这些价值观、犯下反犹主义罪行的控诉。而且以色列也被西方视作中东唯一奉行民主价值观的美国盟友。因此为了捍卫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美国必须要保卫以色列。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不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地位的差异，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没有自己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是受压迫者。因此每当巴以之间爆发冲突时，西方左翼都要站在同情巴勒斯坦人民、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立场上，以彰显自己对自由与人权的捍卫。这样的意识形态困境，不仅使民主党政府在处理巴以问题时“里外不是人”。
然而，对于保守的西方右翼而言，伊斯兰主义约等于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几乎都是犯罪分子，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起的袭击，就是对西方文明的野蛮挑战。特朗普的当选使整个西方世界的右翼势力都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当下西方各国右翼则心照不宣地将以色列看作西方世界抵御伊斯兰“入侵”的桥头堡。他们在处理巴以问题时并不会太多地顾及巴勒斯坦人的尊严。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以及抛出“世纪协议”重新定义“两国方案”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对于哈马斯而言，如果再不接受当下拜登政府提出的停火方案，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再也无法取得比这更好的条件了。
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
如上所述，此次停火协议达成的过程虽然山重水复，但最终却是水到渠成。以色列国内凝聚了结束战争的共识，哈马斯也需要通过停火实现战略转移，外加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外部效应，这些都使得短期内的停火看上去较为乐观。然而，要通过该协议实现巴以之间的平静，各方仍旧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短期内停火的实现，取决于该协议第一阶段四十二天内的人质释放过程能否顺利进行。根据协议规定，哈马斯将释放以色列要求的33名人质，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1110名巴勒斯坦囚犯。然而，人质的释放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根据以色列媒体披露的信息，哈马斯将在停火协议执行的第一天（即1月19日）释放3名人质，第七天释放4名，第十四天释放3名，第二十一天释放3名，第二十八天释放3名，第三十五天释放3名，最后的14名人质将在最后一周内释放。将人质释放拉长到如此漫长的过程，这当中显然有哈马斯的盘算。哈马斯希望利用漫长的过程来实现自身的战略转移。
在这四十二天内，以色列方面不仅要分阶段撤出加沙，还需要减少在费城走廊（Philadelphi Corridor, 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的边境）的驻军，以及开放拉法口岸（加沙进入埃及的口岸），使人道救援物资得以从埃及进入加沙，并使加沙地带的病人与伤员得以顺利离开加沙得到救治。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为哈马斯提供不受以色列控制的物资补给，另一方面，又为哈马斯在加沙的重要人员以病人或伤员的身份离开加沙创造了可能。这决定了人质释放的42天将是一个紧张且充满变数的过程，一旦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借停火之机进行的转移不可接受、将对以色列造成威胁，进而重新加紧对费城走廊和拉法口岸的控制，那么人质释放也必然戛然而止，协议作废。又或者，如果哈马斯认为已经实现了补给与大部分的战略转移，选择在最后一周对人质释放重新加价，那么以色列将仍有14名人质未被解救，届时双方重回战火将难以避免。
其次，停火协议的效力也取决于在未来两个月内以色列国内政治如何变化。根据协议，在人质被悉数释放后，以色列将完全撤出加沙与费城走廊。然而，随着人质释放，各种关于以色列人质在战争之前的见证与在战争中的经历将被陆续报道出来。这些关于人质的真相将牵动整个以色列社会的神经。如果先被释放的人质口中所讲述的见证不利于内塔尼亚胡，这些消息很可能会在以色列政府与社会再次引发对内塔尼亚胡的声讨。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内塔尼亚胡有可能选择重回战争。
另外，以色列方面对33名人质的生死状态并不确定，有消息称这33人中可能存活的仅有20人。在协议中规定要释放的人质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死亡，可以预料人质家属将再次在以色列社会内组织起不利于内塔尼亚胡大规模的抗议，或是发起要求彻底消灭哈马斯的请愿。在协议达成前两天，耶路撒冷数千名抗议者就阻断了交通，反对政府接受停火协议，他们认为以色列在加沙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唯有彻底消灭哈马斯、重新控制加沙才能够稳住胜利的成果。如果之后这样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色列亦可能选择重新进入加沙，使停火协议作废。
最后，此次停火协议并不能为巴以之间带来长期的平静。第一，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发动的突然袭击，对以色列国内许多拥抱“两国方案”的左翼与中间派群体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因为在战争之前，与约旦河西岸的情况不同，加沙地带没有任何以色列的定居点与驻军，是一块完全自治的巴勒斯坦土地。然而“10月7日袭击”带来的惨痛伤害使得这些以色列人转变了想法，他们开始相信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来说将是一个灾难。可以预见，此次战争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风向将继续加速右转。
第二，可以预见，未来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将越来越不受限制。随之而来的将是巴勒斯坦人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严重践踏，反抗将越来越多。
第三，大国之间对抗的加剧，有可能使“巴以问题”重新成为世纪焦点。2003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巴以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是与上世纪中东地区的战火频仍相比，总体上算是一段罕见的长期平静时期。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冷战的结束使阿拉伯各国接受了美国在地区内的主导地位。然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之间对抗加剧，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相互支持也成为此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与伊朗走向直接对抗的关键原因，俄罗斯与伊朗将在未来不断利用巴以问题在中东与美国对抗。
（刘炳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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