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敦煌的结缘始于1962年8月。按照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的学生要到典型的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敦煌莫高窟是我年少时的梦想，我对她充满了向往。老师安排我去敦煌莫高窟，正巧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在敦煌莫高窟参观学习，我被面前各式各样的洞窟，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的彩塑，丰富多彩、璀璨瑰丽的壁画所震撼。可是举目远望，莫高窟周围都是戈壁荒漠，近看与洞窟相邻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我这样住惯了城市的学生想象不到的艰苦：住的是土屋、土炕，用的是土桌、土凳、煤油灯，喝的是苦咸水，爬“蜈蚣梯”才能进入洞窟，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壁画……不过，在艰苦中求卓绝，不正是莫高窟人的精神吗？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身居大漠而志存高远，板凳能坐十年冷。我初来乍到，虽还不能理解，却深为佩服。我自幼体弱多病，在莫高窟严重水土不服，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实习，回上海家里完成实习报告。
1963年大学毕业时，我服从分配又来到敦煌莫高窟。离校前，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专门把我叫到他的住处。他跟我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他还慈祥地对我说：“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是要留史的，必须得好好搞。”听了苏秉琦先生的这番嘱咐，我意识到去敦煌莫高窟工作，就是要担当起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任。
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永久地保护、保存敦煌石窟科学档案资料的基础工作，是满足深入研究的需求，甚至一旦石窟坍塌，报告就成为复原的依据。所以，必须做到全面、完整、系统、准确地记录、编写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保管的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共552个洞窟的全部内容、所有遗迹和各种现象。由于石窟内容涉及宗教、历史、艺术、测绘、计算机、摄影、化学等多种文理学科，所以考古报告的编写离不开文献的引用和佐证，如此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读。做好考古报告必然要阅读文献，我常常把头埋在书山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做石窟考古报告是一件复杂工程，也是费时费力的“笨”事情，要完成全部《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报告，把一辈子放进去也不够。由于忙于敦煌保护事业，我们这代人真正开始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很晚。1963年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2011年才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可以说是四十多年才磨一剑。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充满惭愧和焦虑，常常责问自己：“如果不把考古报告做出来，我这辈子到莫高窟干什么来了？”可见，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事、做学问，一定要守一不移。
做学问是急不来的，考古报告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必须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只看数量。我想，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这是学术研究的寂寞所在。敦煌学的学术史说明，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地基”，甘为人梯。夯实最基础的研究，做最扎实的学术，寓保护于研究之中，寓热爱于责任之中，这是敦煌研究院的学风。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的考古手段、方法、理念都有很大的进步，考古研究进入了最好的时代。作为世纪工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完成了第一、第二卷，现在正在做第三、第四卷。敦煌研究院已将完成《敦煌石窟全集》纳入规划，必须持续地、不间断地将考古报告一卷卷做下去，助力国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我一直敬佩老前辈能够心无旁骛地坚守在艰苦的荒漠戈壁中，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去世后仍安息在宕泉河畔的墓地，与莫高窟相伴，守一不移。他们是莫高窟人的榜样——保护就保护，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一辈子只想干好一件事。
一代又一代“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就像沙漠中的胡杨，努力从贫瘠的荒漠中汲取水分和养料，坚强地阻挡着风沙和岁月的侵蚀。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石窟保护、管理、考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以前辈为榜样，为莫高窟尽力是我此生的欣慰。
（作者：樊锦诗，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光明日报记者王美莹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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