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Robert Dick Drennan），美国著名考古学家。1947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1965-196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学习；1969-1975年转往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AnnArbor）师从肯特·弗兰纳利（Flannery）教授，1970年获硕士学位，1975年获博士学位。1974-1977年受聘担任麻省安德沃（Andover，Massachusetts）考古研究基金会会长（R.S. Peabody Foundation for Archaeology）；1977年以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至今。1978年以来兼任美国卡内基梅隆自然历史博物馆（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人类学部兼职研究员；从1988年至今，担任拉美考古学出版中心主任；1992-1993年任匹兹堡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临时主任；1996-1999年和2000-2003年任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主任；2009年至今任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周南教授所获得的荣誉称号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哥伦比亚波哥大安第斯大学荣誉博士（Doctor Honor is Causa，Universidadde los Andes，Bogotá）等。他还先后获得美国考古学会授予的荣誉奖章（Presidential Recognition Award，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美国匹兹堡大学教务辅导奖等。2006年，被选为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
周南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复杂社会起源和发展的全球比较研究，尤其是酋邦社会的研究；考古学数据的量化研究（统计学、计算机应用和GIS）；区域性聚落考古学研究；家庭考古学研究；群落研究；中美洲考古、南美洲考古和中国考古等。其代表作主要有：
1.《美洲的酋邦》（Robert D. Drennan，Carlos A. Uribe：Chiefdoms in the America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7）；
2.《普拉塔河谷殖民时代之前的酋邦（卷1）：人类居址的环境背景》（Luisa Fernanda Herrera，Robert D. Drennan，and Carlos A. Uribe eds，Prehispanic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Volume 1：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Human Habita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Publications and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Bogotá］，1989）；
3.《普拉塔河谷殖民时代之前的酋邦（卷2）：陶器年代学及工艺生产》（Robert D. Drennan， Mary M. Taft，and Carlos A. Uribe eds，Prehispanic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Volume 2：Ceramics-Chronology and Craft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Publications and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Bogotá］，1993）；
4.《考古学家的统计学：一个常识性的方法》（Robert D. Drennan，Statistics for Archaeologists：A Common Sense Approach，Springer，1996）；
5.《新石器时代的人口转变及其后果：定居之后集中社区的人口和社会复杂性》（Robert D. Drennan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Centralized Communities，Population，and Social Complexity After Sedentarization”，In：The Neolith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Jean-Pierre Bocquet-Appel and Ofer Bar-Yosef eds.，Springer，2008：359-386）。
迄今为止，周南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周南教授转而关注并参与中国考古学。1998-2007年，他主持并参加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赤峰进行的区域覆盖式考古调查国际合作项目。2007年至今，主持美国匹兹堡大学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西地区开展的区域覆盖式考古调查国际合作项目。
2010年夏，周南教授前往辽宁省喀左县进行田野考古调查。途经北京作短暂停留，遂带领研究生李冬冬和丁山（James Williams）前往北京大学拜会李水城教授。交谈之间，李水城教授希望周南教授能拨冗谈谈自己的治学经历、学术成长道路以及对于考古学，特别是中国考古学的某些看法。周南教授对此欣然表示接受。此后，李水城教授委托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李冬冬、丁山二人对周南教授进行了采访。其中，丁山负责英文部分，李冬冬负责中文部分。
周南教授
考古学是一门相对冷门的专业，请问您是怎么接触到考古学并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
周南：事实上，和很多人一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对有关考古和古代文明的书籍着迷。而且我书架上的大多数书籍都是有关考古和古代文明的。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像是鸡尾酒聚会上的陈词滥调。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以后，经常会说：“我小时候也梦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是，他们中途停止了，而我却在考古的道路上继续成长。虽然我父母对于考古学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从事任何其他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们经常鼓励并帮助我发展自己的兴趣，并抽出时间带我去有著名考古遗迹的国家旅游。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过埃及、希腊、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这些孩提时代的兴趣和热情鼓励我最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学习。但是在求学过程中，我意识到，普利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的课程更多的是艺术史，与我想学的重建古代史和理解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初衷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更感兴趣，而不是作为艺术史的考古学。而且，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人类学系刚刚起步，没有多少考古学的课程。我当时阅读的很多考古材料和感兴趣的研究都来自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确，那时的密歇根大学汇聚了一帮奋斗在学术最前沿的年轻考古学家，他们都是“新考古学”的热衷者。
1969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考取了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从1970年5月开始，在新考古学大师弗兰纳利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在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峡谷的发掘工作。这也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经历。正是从这时起，我才正式踏上了探索社会发展变化动因的学术道路，这也是我儿时的梦想。
作为一名将考古作为毕生追求的学者，您长期坚守的学术研究目标是什么？
周南：我的主要目标是能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动态，特别是早期复杂社会的研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据我所见，早期复杂社会的结构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由数百人组成的局部社会群落，复杂社会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至今，我所从事的研究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
在中国，考古学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历史学的子学科。因此，考古学在中国被划入人文学科。您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考古学家，能否谈谈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周南：关于考古学和科学的关系，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很多的误解和争论。有相当多的北美考古学家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学家可能都对自己的工作是否为科学表示怀疑或者不安。我非常明确地认为，至今我所做的工作都是科学的一部分。但是，我所讲的科学并非如很多考古学家，特别是英国考古学家所认为的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 science）。可能人们经常在潜意识里认为，这里所说的科学即很多英国考古学家所主张的科技考古，即利用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手段来研究人类的过去。例如：用来断代的碳十四测年、帮助鉴定人群属性的古DNA技术、借以研究食谱和能够指示人群移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用来追溯原材料来源的地球化学方法，以及各种冠以“实验室科学”外衣的其他方法。我所认为的考古学和科学的关系并非以上种种所指，我更多的是关注概念意义上的我们怎样创造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的实质并非利用高科技去发现过去，而是去建立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运作和发展推动力的各种模型。这些模型通常建立在已知的种种事实基础上，并且符合逻辑。而现有的考古材料则被用来检验这些模型。如果这些模型能够准确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动因，我们就需要利用它去收集具体的考古信息并重建历史。如果这些模型并不能准确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我们就得舍弃它，转而探索新的模型，或者对其进行校正。建立和评估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动因模型的这个过程，就是我所认为的考古学的科学性所在。当然，利用自然科技手段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对考古发现的研究并非一定要借助科技手段，很多传统方法对于探索过去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我们需要知道过去发生的种种，这样才能利用现有的各种材料去评估我们已有的模型，进而通过建立和评估这些模型，最终达到创造知识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谈谈科学本身。科学即有关人们创造知识的逻辑结构。所谓的以科学方式去创造知识其实就是建立模型，并且从中总结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动因。如果这些模型准确的话，我们就应该用特定时空框架内的材料去检验这些模型对社会组织内部的概括。当然，是否利用高科技还取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材料、特定时空框架内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变化和发展是否符合已有的模型。事实上，社会发展的序列是符合我们现有的一些模型的。
我们可以以一个大型复杂社会为例来说明。一般来说，区域性的、大型等级化的复杂社会为人口增长及由其所引发的压力所导致。区域性人口增长会引起自然资源的紧张。因此，这必然加剧人与人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可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取更大权力，并由此引发权力和等级分化。这是一个有关复杂社会产生原因的简单模型。在考古研究中，我们所做的就是用特定时空框架内的考古材料去检验这种模型的准确性。我们检验其准确性的研究，其实就是在检验这个模型的科学性。假定我们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时发生过一次重要的社会整合和权力分化，但是并没有人口的增长与其相对应。该检验结果证明这个模型本身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或者这个模型所概括的社会发展特点在这个地区不具有适用性。
我们也可能发现，权力增长的过程与人口发展相适应。并且，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在此时达到了最大。这样的发现就与模型一致。退一步讲，如果不去田野发现这些材料，我们则对这种模型的准确性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带着问题去做田野工作，就有可能产生以上两种可能的结果：与模型相符或相左。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需要对模型进行更具体的拆解和研究。在特定模型内部，我们需要面对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复杂社会组织产生的关节点和复杂社会内部权力分化的加剧等。如果权力分化与人口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紧张并非同时发生，那么，人口增长和资源紧张与社会复杂化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当然，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此只是举例说明模型本身的科学性而已。总而言之，这种逻辑上的结构才使得考古学研究本身具有科学性。
您是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您本人也擅长复杂社会的比较考古学研究。能否谈谈中国的考古材料和您的比较考古学研究之间的联系？
周南：我对比较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从中国开始的。我对社会变迁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人类早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人类社会怎样由数百人的局部群落转变为等级化的非平等社会。当然，这个转变在世界不同地区具有多样性。通过对这个转变的研究，我们知道了这个转变发生的过程、推动力以及导致复杂社会多样性的原因。通过比较世界不同地区的复杂社会，我们才能获得这些宝贵知识。中国是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大约从距今8000年左右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都发生了社会复杂化现象。而且，中国范围内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呈现出区域多样性，这为比较不同复杂社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复杂化在中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地域多样性。例如，中国东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就与黄河中游以及中国东南部的社会复杂化不同。这些地区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性，特别是在社会组织形态上。因此，无论是将中国范围内各个复杂社会的多样性进行比较，还是把中国范围内各个复杂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复杂社会进行比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由于中国考古学和美洲考古学的不同传统等原因，中国境内非常丰富的资料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到比较考古学的研究中去。
北美考古学具有比较研究的传统，原因之一是北美考古学与人类学紧密联系。另外，北美考古学长期以来对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有深厚的兴趣。相比之下，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传统较之于北美地区要薄弱，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相对较少涉足于中国以外的区域。中国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非常丰富的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到比较研究中去。到目前为止，由于地理和语言上的障碍，考古学家还没有对中国的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将其融入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变化课题中去。我们有必要一起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将中国境内古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其他区域的类似社会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去了解这些变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因此，中国范围内的这些丰富材料值得我们去为之努力。当然，我们也知道，由于几十年来的相对封闭，克服中西方之间政治和语言上的障碍是一项富有挑战的事业，但这也让这项事业充满了乐趣。
这里提及的有关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境内早期复杂社会动态的比较研究，只是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中心一个特定的研究方面和案例。比较研究并非只针对复杂社会，而是针对史前社会的诸多方面，特别是旨在促进古代人类社会的比较研究。
在考古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开展比较研究是有很多困难的。要开展比较研究，必须对各区域性的或专门化的史前考古学知识和经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这本身又是极具难度的。长期以来，很多大学都有相应的比较研究中心，他们中有很多都把研究聚焦在有很大难度的跨学科研究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比较研究中心则有助于在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范围内展开对话。
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心旨在进行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区域性跨学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这对考古学本身来讲收获颇丰。这样的成绩部分要归功于大范围内的跨区域研究。
对我来说，这些很难跨越的障碍值得我去克服，因为我们从比较研究中收获颇丰。这也意味着南美洲的考古学家、中国的考古学家、欧洲的考古学家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去比较各自与其他人的考古材料。为便于比较研究，各个区域的考古学家需要对其他区域的材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克服这些区域性的考古障碍是有一定难度的。通常，区域性的考古学家对各自范围的材料都具有一定的“占有欲”，任何考古学家若想涉足其他区域，都会被其他区域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外来者。这个问题无关考古学家的国籍。例如，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生活或者工作，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感觉是中国考古方面的专家。他们可能经常会向对中国考古提出不同学术意见的非中国考古方向的学者表示不满，这就会给比较研究制造巨大的障碍。我认为，不仅仅是中国方向的考古学家，也包括其他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置身于“我们才是这个区域的专家”的围墙内，从而导致除了玛雅研究专家以外，其他人无权对玛雅社会发表看法的局面。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所谓区域性的专家的想法是错误的。玛雅研究专家的确已经取得了很多有关玛雅的大量专门知识。这也使得他们掌握了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玛雅方面的知识。但是过度自以为是的态度会对可能获得更多知识的比较研究制造障碍。所以，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心的目标就是帮助跨越这些边界，而不是专注于区域性的研究。好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已经建立的区域性研究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找到克服由区域性研究引起隔阂的有效途径。具体讲，我们通过鼓励比较研究、建立可以用于比较的考古学数据库和发表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来克服这些障碍。
您与世界上很多地区的考古学家都有合作经历，有哪些条件对促成国际合作比较重要？另外，您在哥伦比亚现代考古学发展过程中起过极重要的推动作用。请谈谈您是怎样克服上述障碍的？在这个过程中您都有些什么收获？
周南：首先，这项事业依赖于和区域性专家之间的合作，因为他们都有我当初不具备的区域考古经验。这一点和我在中国的经历相同。我首先得依靠有中国相应地区考古学知识的专家。所以说，合作对比较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考古本来就是一项团队事业，在田野工作中需要很多人参与。因为田野工作，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的发表成果，需要具有各种知识背景的成员团结一致。从这一点来讲，这种合作的基础甚至超出了田野工作本身。让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并怀有不同目标的学者团结在一起，是比较研究的基本要素。我的目标是将自己所学、所能贡献给中国考古，并将中国考古融入更广阔的比较研究之中。这项事业需要和具有不同知识的学者们一起合作，所以是一项依靠大家的事业。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考古学家们都有不同的目标。所以，共同的目标便在合作团队中显得至关重要。合作项目中的学者不论国籍如何，在知识背景上，其中可能有哥伦比亚方面的专家、中国方面的专家或中美洲方面的专家。但是大家必须有共同的目标，要了解我们要去解答和研究哪些问题，并且明白怎样去解答和研究这些问题。这些认识基础对于合作项目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合作就很难展开。而且有时候这些合作基础很容易被忽略，从而导致合作只停留在政治套话上。之后，我们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合作并没有任何共同的目标。合作项目中，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工。因此，在比较考古学研究中，仅仅拥有潜在的合作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谈到我在这些合作中的收获，大家可能更惊叹于我对哥伦比亚和中美洲早期复杂社会的理解，而我在中国的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晚。其实，我并不是把整个中美洲和哥伦比亚的工作所得引入到比较考古学研究中。我只是对哥伦比亚阿尔托·马格德琳娜（Alto Magdelena）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有深入的理解。而后，我对产生复杂社会的动因有了进一步理解。这种进一步的理解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的工作。所以，即使在区域性知识的基础上，比较研究依旧可以对考古学产生应有的贡献，并不是需要一个考古学者在掌握了很多不同区域性的知识之后，将更高概念层次上的比较拼在一起。这就是我对比较考古学研究的一点看法。但是，当比较了其他区域的复杂社会之后，尤其是对这些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你会重新审视之前关于复杂社会的见解。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如果没有我在中国10到12年的工作，就不会有今天我对研究了近30年的哥伦比亚复杂社会的理解。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比较。尽管不甚详尽，但这影响了我对哥伦比亚考古资料和人类学历史的看法。当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会对中国东北和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复杂社会进行比较，从而产生对哥伦比亚西南部复杂社会的新见解。因此，如果你对研究的问题有着更大视角内的比较，你就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架构和解答研究的问题，即使这些研究的问题本身无关比较。自从我在中国开展相关工作以来，现在我对关于哥伦比亚西南部复杂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考虑也不尽相同。
能否从比较考古学的角度谈谈您对所工作过的三个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的理解？
周南：我可以以自己的田野经历，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谈谈墨西哥南部高地、哥伦比亚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复杂社会。以上三个区域的早期复杂社会，都是有关数千人的社会形态或者群落。这三个地区复杂社会的产生都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社会形态和少数人专权现象的出现。然而，有关三个复杂社会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却各不相同。例如，在墨西哥南部高地，复杂社会约出现在定居农业确立后的300年内。这个地区的复杂社会表现出超局部群落首领对权力的操纵。在中国东北地区，复杂社会约产生于定居农业确立后的1500至2000年里。在哥伦比亚西南部，复杂社会确立所经历的时间间隔位于以上二者之间：其发展速率快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但却慢于墨西哥的瓦哈卡地区。因此，复杂社会的发展速率不尽相同。
在墨西哥瓦哈卡峡谷，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专门化是这一地区社会手工业专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家庭从事不同的手工业，然后与从事其他手工业的家庭产生交换关系。因此，在这一地区，早期复杂社会内部家庭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较哥伦比亚西南部复杂社会家庭的依赖关系更深刻。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复杂社会基本没有专门化的手工业。中国东北红山社会的手工业发展则处在以上两者之间，可能与瓦哈卡地区更为相似。
若从复杂社会内部领导者的墓葬情况看，哥伦比亚西南部复杂社会内部精英阶层的墓葬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首领墓葬的周围按等级排列着其他各个阶层的墓葬，并在其附近建有广场。瓦哈卡峡谷地区的首领墓葬则没有突出的特点。与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复杂社会比较，即使在发展的同期，墓葬周围几乎没有仪式性和纪念性建筑。红山文化的墓葬情况则更接近于哥伦比亚西南地区的早期复杂社会。红山社会的高等级墓葬带有非常浓厚的纪念性，而且都伴有明显的地上公共建筑。另外，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也非常精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复杂社会和红山社会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而瓦哈卡地区则颇为不同。所以，我们说社会复杂性所表现的形式是纷繁复杂的。通过比较这些形式，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但这需要观察大量的复杂社会样本。要进行这样的比较，我们必须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区域。中国境内其他几个区域其实也可以加入到这样的比较中来，毕竟红山文化代表不了整个中国的材料。当然，中美洲的其他区域和哥伦比亚的其他区域也可以加入到这样的比较中来。如果有更多的样本参与比较，这将是一件成果卓著的事业。这样的比较不是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心的唯一工作，但却是我们走向更远的基础。匹兹堡大学比较考古学研究中心希望通过帮助各地的考古学家克服区域间的障碍，以促进地区间的考古学比较事业。
我们了解到，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您会继续在中国的研究，请问您接下来研究的具体方向是什么？
周南：此后工作的优先方向是进行区域间的社会比较。具体为家庭和群落方面的社会关系变化。从而更全面地划分时代序列，借以观察家庭之间的社会地位、财富和社会行为的不同以及家庭之间关系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大量世界其他地区的此类信息，而缺少中国境内的资料。当然，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都蕴含在已有的考古资料中，特别是大范围发掘所提供的资料。例如大量的对村落整体发掘所产生的资料。这些信息富含村落的整体布局、房屋的结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遗迹，尤其是中国境内和其他区域内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
在中国比较缺乏的是和这些群落内部家庭相联系的遗物资料（和具体家庭活动已建立直接关联的资料）。我比较感兴趣的研究是，所有发现的遗物而不仅仅是少量完整器提炼的有用信息。这些遗物主要包括来自垃圾堆的人工制品、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如果能够从中提取到与家庭活动有关的可量化信息，再加上业已存在的居址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遗迹资料，我们就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进行卓有成效的比较研究。
世界上很多地区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地方已经积累了大量与日常家庭活动建立了关联的资料。因此，我希望从这些区域看到更多有关居址建筑结构的信息。在数量上，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在其他地区能和中国很多地区相比拟的此类信息。
听说您已经收集了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区域调查资料。您对这些资料有何期待？这和您谈到的以上研究前景有何关联？
周南：对比较研究来说，收集各个区域内的资料是一件很重要的资料储备工作。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大范围内复杂社会的出现上，我们需要能够划分这些区域内群落的分布范围。这些群落分布一般是区域性的，是大于单个考古遗址的。这样的区域范围至少都达到数百平方公里。因此划分这些群落是非常重要的。而后，重建这些群落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小范围内的、更细致的研究，可能是对其中多个遗址的观察。具体来说，就是要从范围在数十万平方米的居址中提取一些家庭样本。然后通过小范围内、有目的的发掘来提炼其中有关建筑结构细节的信息。中国很多地区已有大量的有关家庭建筑结构细节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和大范围内的区域调查资料的结合，对进一步的研究非常重要。
从方法论来讲，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和大范围的区域调查方法都已相当成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有这二者相互结合的范例。但是，对于范围在数十万平方米甚至数百万平方米之内的遗物组合的提炼方法还不成熟。因此，针对这样的范围，设计一种能够全面收集家庭遗物组合样本的方法，将是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
就现状来讲，我们已经有太多的考古发掘资料。并且，要对数十万平方米范围进行发掘，也需要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所以，要收集上述理想材料，我们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拓展对地表遗物的采集或钻探。为了解不同社会内的情况，我们需要在很多区域进行不同方法的探索。因为不同区域有着各自的客观条件，没有哪种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之药。不同区域内的地表情况也各不相同，而且我们在田野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每个研究项目都需要在方法上进行必要的革新。此外，在对待具体资料时，我们应该发表可以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的资料。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事业，但却值得我们为之去努力。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3年2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