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史研究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经过中外学者几代人的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然而，倘若放开视野，就会发现在这似乎已经熟透了的土层里，仍有许多荒僻之壤，等待着人们去深耕细作，一些有重大研究价值的课题，长期以来被笼统地一笔轻轻带过。唐代的国库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日前，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葛承雍著作《大唐国库》。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古代国库制度之作，从国家预算、会计审计、收支出纳、钱帛财物、府库调拨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国库的机构、职能、制度和沿革，引用出土文物，挖掘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印证了古代盛世国库由繁荣到断层的嬗变，启动人们深层次思考大国经济命运。唐代国库制度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财富，对我国现行的国库制度研究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大唐国库》
《大唐国库》中，文物与文献交相辉映，钩沉史料，图文并茂，为读者描摹出一幅唐代国家财政经济的画卷。该书首次以唐代国库制度及其兴盛衰败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启迪读者读史鉴今，也是了解古代国库的读物。大唐的钱帛库藏制度，既是七至九世纪大中华的经济主脉和延伸，也是向日本等周边国家传播的典范，从而成为世界财政史上的中华文明标本。
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二级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现为陕师大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双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大唐之国》《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等20多种著作，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学术优秀成果奖。
唐 崔焯进 “贺冬”银铤 陕西西安蓝田县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关于《大唐国库》的由来，葛承雍介绍说：“我撰写的《唐代国库制度》是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1986年5月通过答辩，是自己30岁后学术生命转折阶段的成果。当时答辩主席是西北大学兼职教授李学勤先生，他提问了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何家村出土的金银钱币、日本正仓院收藏的正库账单等内容，因为这些与唐代国库左藏、右藏、内藏有直接联系。我的回答使他很满意，李先生勉励我继续用考古出土文物补充史料，拓展范围研究下去。但后来我转向了其他兴趣领域，现在让我再研究古代国库绝对写不出来了，那些被时间兜住的文字，一腔热血的激动，似乎永远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了。”
唐 窖藏金银器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三十五年后，浙江古籍出版社向作者发起稿约。在葛承雍看来，近年，随着全国各地不断出土的唐代库藏银铤和皇家“开元通宝”金币银币，带给文博界令人惊讶的展品，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臭名昭著的杨国忠“进奉税银铤”让普通观众也能看到当时奸相搜刮民财的铁证，而何家村窖藏面世的金银财宝轰动世界，被折算出多少租庸调的民夫血汗钱，其中“北市库”银铤、大盈库钱币和琼林库的珍宝琳琅满目，甚至日本“和同开珎”银币竟使日本学界联想到古代中日国库之间的交往，葛承雍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唐代国库对日本的影响”，很快被日本学界翻译成日语。
唐 金银货币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历史上国库的兴衰往往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库与历史紧紧捆绑，读一下国库的发展变化史，在博物馆观摩展出的银铤铜币，对我们开阔眼界不无益处，会有很多启迪。”葛承雍说。
唐 开元通宝金钱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不过，要系统地钩沉考释唐代国库制度，用深化的理论枢机去撞开这扇锈迹斑斑的大门，有着一定的难度。葛承雍表示，“其一，国库制度的零散资料混合于整个经济财政资料之中，散佚在浩瀚无垠的史籍之中，尚未形成作为必要制度的系统论述。其二，唐代国库的文献记载极其匮乏，即使触及库藏，往往也是片言只字，语焉不详。许多文献罗列混淆，朝代不衔，容易造成腰斩历史的错误，需要精审鉴察。而近代以来没有对唐代国库的史料进行过专门的整理研究，既无专著问世，也无论文发端。”
唐 莲瓣纹提梁银罐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现在出版本书，不仅可见过去学术著作之难，而且也可看到学术生命之常青。作为作者，回顾再思，补充了这些年考古发现的与唐代国库有关的文物，图文互证，鉴识文明，不仅令文字有了具体的视觉参照，而且延伸了文字表达的内涵与价值，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读者读出历史的现场感，能够全面地看到已经消逝去的历史。”葛承雍说。
唐 李勉奉进双鱼纹银盘 陕西西安碑林区西北工业大学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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