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主义，也就是对于那些不容置疑的传统规范的解构，曾经被看作是一场大解放。然而，现代性在给予个体以往难以想象的大量选择与机会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所谓“选择之苦”（Qual der wabl）。正如彼得·伯格和安东·泽德瓦尔德在《疑之颂：如何信而不狂》（商务印书馆，2012）中所言，选择已然成为一大重负，使个体以“一种怀旧般的心情回眸过去曾有过的绝对性，或是寻找新的绝对性，以便从现代条件下的多样选择之中解脱出来”。从“今天中午吃什么”到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选择，许多人为了避免在信息超载的情况下疲于决断，最终投身于各类“原教旨主义”所提供的简单而不容置疑的答案。他们组成自己的封闭圈子并筑起隔绝信息的壁垒，近乎癫狂般只信仰自己愿意相信之事，此之谓“既信且狂”。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缺乏理性”来指责这些“狂信者”，因为他们的选择其实是针对现代性冲击的反应，正如埃德蒙·柏克德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所代表的现代保守主义，是针对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的反应。他们所拒绝的，恰恰就是现代性中无处不在的“理性的傲慢”。他们回眸过去的愿望，不仅仅是保守或反动者的一厢情愿，甚至在政治光谱的最左侧都能找到奇特的共鸣。2024年7月份过世的著名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就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于理性主义的怀疑态度。他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中总结了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大规模社会改造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理性主义在借助官僚体系的工具改造自然和社会时，会倾向于用标准化、目标绩效等等“清晰性工具”简单化社会治理。这种做法实际上忽视了复杂系统中诸多可见或不可见因素的相互作用，就像是那些整齐划一的人造森林最终会因为缺乏整体生态系统的支持而失败一样。
理性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技术进步带来的控制力，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来自南美小国智利。伊登·梅迪纳的《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描述了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一场失败的技术乌托邦实验。控制论技术脱胎于二战中的军事技术，并成功运用于企业生产。左派政府阿连德在智利掌权之后就邀请了英国学者斯塔福·比尔，准备在智利推行“Cybernetic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利用当时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和控制论建立起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的实时监控，并施加即时的管理。阿连德的技术狂想很快就让智利陷入混乱，就客观原因而言，197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不成熟和美国的干预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在国家这种层面的复杂系统中，有太多非理性的决定因素，这被称之为“黑箱”。
黑箱过程并非意味着混乱和随机，它是一种不同于理性的知识和决策模式。如果回到斯科特的论述，他将其称之为“米提斯”（metis）知识。“米提斯”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知识，后者往往是抽象的、普适的，拥有明确的界定并通过逻辑性语言清晰表达。“米提斯”则是具体的，需要语境的，甚至其本身就是模糊而暧昧的、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如果简单地理解二者的关系，就像是一种语言的语法和现实中我们使用的口语一样。理性主义者太过重视“语法”的威力而试图用其纠正我们日常生活中“错误百出”的口语表达，但这种做法往往事与愿违，就好像是营养学家雄辩的数据和理论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饮食偏好，只有他的妻子在日积月累的生活中才能摸清他喜爱的口味。艾约博在《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就讲述了此类“米提斯”知识在夹江造纸工业中的重要性，那些隐藏在社会语境之下的管理技艺在现代主义政权眼中只是“落后的迷信”，但事实证明，国家雄心勃勃的介入最终导致的是严重的灾难，类似的故事在斯科特的书中可谓不胜枚举。
斯科特进一步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传统和韧性足够强大，那么或许对于官僚主义的强制就能够采取比较有效的抵抗。但是在南美这样社会相对于国家并没有足够力量的地带，类似阿连德智利这样的乌托邦主义实验就非常盛行。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像巴西利亚这样的人造城市，斯科特就引用雅各布斯的话说，这是“把视觉秩序等同于功能秩序”，缺乏社区间人与人互动所产生的自发秩序，只会让这些人造城市充满令人窒息的“死空间”。然而，在斯科特看来，官僚的理性主义倾向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在《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中，以相当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农业革命对于人类的驯化。即谷物种植技术让原本敏锐而坚韧的狩猎者变成了瘦弱而顺从的农民，而正是后者支撑起整个官僚体制以及文明社会——如果你愿意将其称之为“文明”的话。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类统治的群体，往往如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中所描绘的那样，逃至赞米亚（Zomia）的深山中，进而被文明社会“发明”为“蛮夷”。那些留下来的，同样会通过斯科特在《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所描绘的双重话语逃避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通过“支付恭敬”来保护自己的小团体，直到形势逼迫他们越界成为公开的反抗者的时刻。这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弱者的武器”。
查尔斯·蒂利的《信任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从政治类型学和比较学的角度补充了斯科特对于小团体内部话语同统治阶层之间的微妙关系。蒂利将共同分担风险的一群人称之为“信任团体”。国家为了从这些团体中汲取资源，可以通过强制力、收买或意识形态说服的方式将其排斥、协商或完全整合进体系之中。而那些与国家对抗的团体，也可以通过自我隐藏、寻找作为庇护者的代理人或武装起来参与掠夺等方式保护自己的资源。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中就有非常有趣的案例，近代鲁西北的地主在引进美国棉花后，为了抵抗赤贫阶层以“拾荒权”为名进行的掠夺而组织武装巡逻队，而在此过程中，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人类学家杨懋春在《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中所描绘的乡村共同体。这种组织方式强化了过去依赖道德经济维系的弱共同体。高王凌在《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中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以“低实收”为主要特点的传统中国租佃制度如何维系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微妙权力平衡，揭示了背后的道德经济运行模式。
这种共同体和道德经济不仅是国家权力的目标，同样也是资本主义试图瓦解的对象。就最基础的家庭共同体而言，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上海三联书店，2023）中讨论了女性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如何被父权制秩序构建为从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机器的过程，西方近代早期社会中的“猎巫”现象因此有了经济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即通过系统性清除女性中的反抗者而剥夺她们在社会中的组织与行动能力。瓦解共同体的保护以释放更多的“原子化”的“自由劳动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低沉却刺耳的“低音部”。就算是在“新自由主义”凯旋的21世纪全球化时代，和“自由”截然相悖的各类变种奴隶劳动仍构成全球经济看不见的“下半截”。凯文·贝尔斯在《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就指出了诸如泰国的性奴隶、毛里塔尼亚白摩尔人对黑人的压迫以及南亚低种姓农民所遭遇的残酷压榨，揭示了繁荣的全球化经济的真正基础乃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是全方位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敲骨吸髓”。斯科特·卡尼在《人体交易》（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中描绘了遍及全球的人体器官市场，包括印度的肾脏村、塞浦路斯的卵子市场、代孕、血液贩卖、药物实验志愿者（即所谓“职业白老鼠”）等令人触目惊心的行业内幕。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几乎所有产业都表现出发达国家“消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身体的共同模式，这样的场景无疑是残酷殖民时代的“昨日重现”，就如同马克弟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中信出版集团，2017）中描绘的以“消耗生命”来创造繁荣的伪满洲国，所呈现出的诡异、血腥、鲜活到令人作呕的文化特质。
日本帝国的所作所为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给自己注入了“现代化”的疫苗之后产生的抗体与排异反应的混合。日本尽管一定程度上被承认为列强，但正如真嶋亚有在《“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所描绘的那样，无论日本人如何用胜利证明自己，却从来不能真正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因此他们决定用“光鲜的有色人种”作为新的自我定位，用以团结国民和其他殖民地的受压迫者，共同反抗英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为此，日本人在近代民族建构理论中引入了“混合人种说”来增强其帝国的包容性与凝聚力。小熊英二在《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谱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中讨论了诸如“日鲜同源”等理论在日本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作用。此类理论对于总体战动员体制极其重要。黑泽文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中指出，大正时代日本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是最终走向1940年军国主义体制的重要前提。这种政治路线完全脱离了伊藤之雄在《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所描绘的明治时代日本元老政治带来的稳定与深谋远虑，最终为日本的战败埋下伏笔。而随着日本的战败和帝国的解体，“混合人种说”也就偃旗息鼓，关于日本乃“单一民族”的神话最终成为如今日本社会的主流认识。
此类民族构建的阵痛与转型在西方社会同样漫长而曲折。以美国为例，在独立战争中，就有像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样从大陆军背叛到英国人阵营中的著名案例。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的《无畏的雄心：乔治·华盛顿、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与美国革命的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就讲述了这一当时地位和华盛顿不相上下，却很少被历史提及的人物。为了塑造美国的新认同，英国就成为最重要的“他者”，于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让位于战争的“霍布斯时刻”，马娅·亚桑诺夫的《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就讨论了新生共和国对于亲英派的清算与驱逐，而这些逃离美国的人因此散落于世界各地，成为后来英联邦国家的重要来源之一。
亚桑诺夫的作品让我们意识到，美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与如今许多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理念相去甚远，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政治理念本身的历史性。迈克尔·舒德森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者，但是他的研究却十分生动地诠释了美国政治制度与公民社会在不同时代的转变。在《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中，舒德森强调，美国建国初的公民社会与如今的情况迥然不同。例如在新英格兰，虔诚的宗教团体在拥有强大自制能力的同时却对内部成员的个体意见严格压制；在南方的种植园，那些地主乡绅继承了英格兰的等级制度和恭顺文化，这都使迟至19世纪的美国选举都更类似于粗鲁的狂欢节和政党分赃的仪式。美国国父们对于党派、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警惕则表现为《惩治叛乱法》颁布后针对报刊编辑的迫害，以至于麦迪逊高呼“自由的共和国不会被诽谤击倒”。即使到了进步主义时代，那些高举自由主义的城市中产阶级，也通过文化水平测试和限制移民的公民权来排斥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力，这一问题在斯蒂芬·默多克的《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和李漪莲《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中信出版集团，2019）有更详细的解读。
直到二战之后的民权运动兴起，许多如今看来司空见惯的理念才最终成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共识。然而，这些共识的形成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博弈，正如舒德森在《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一书中精彩地指出，“开放不是民主的金科玉律，它只是一种次要的或程序上的道德原则。如果诚实的意思不是不撒谎，而是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那么无论对于谁，都不可能总是最完美的策略”。美国社会实际上是通过诸如商品成分公开运动这样经济层面的实践，以及诸如《国家环境政策法》和《信息自由法》等目标较小但却帮助公民形塑联邦政府行为模式的“超级成文法”，才最终让“让我们坦诚一切”成为普遍被人接受的原则。尽管媒体始终参与着美国社会的演进，但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和《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中提醒读者，新闻作为一个行业，它的根本目的永远是盈利。美国早期以党派为主要金主的报纸根本不存在客观性，充满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与政治偏见。后来面向更广泛读者存在的报纸，才为了迎合最大多数人的需要，开始标榜“客观性”，并最终成为新闻行业的一种自律规范。这种自律规范尽管保证了主流媒体的严谨性，但也一定程度上通过制造“伪事件”和设置议题来压制多元性的表达。那些被忽视的声音，最终就通过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使自己的声音重新被听见。
当然，特朗普的出现同样可以视作美国的在全球秩序中的帝国主义作风倒灌进国内引发的反应。尽管美国在探索太空和新边疆的努力尚且保存着汉普顿·塞兹在《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17）中所描绘的那种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诺埃尔·毛雷尔的《帝国陷阱：美国政府如何保护海外商业利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和埃伦·R. 沃尔德的《沙特公司：沙特阿拉伯的崛起与沙特阿美石油的上市之路》（中信出版集团，2019）则同样揭示了美国在维护海外利益中的帝国主义作风，并最终发展为克劳德·德莱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中信出版集团，2019）中所描绘的令美国的敌人和盟友均感不安的怪物。
美国的秩序总是夹杂着理想主义和现实政治，正如在西班牙，亚当·霍赫希尔德的《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描绘了无数美国志愿者为了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而英勇作战的故事；但在斯坦利·G. 佩恩与赫苏斯·帕拉西奥斯合著的《“爱国的”独裁者：佛朗哥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中我们同样看到美国为了冷战利益而扶植独裁者佛朗哥的做法。当然，佛朗哥作为边缘地带的独裁者，可以通过审慎的左右逢源安稳统治，但诸如希特勒这种位于主要国际秩序挑战者地位的独裁者，他们实际上并无多少选择。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6）可谓卷帙浩繁，相当清晰而详尽地梳理了纳粹德国兴起的历史脉络与其内部权力的运行机制。伊迪丝·谢费尔的《阿斯伯格的孩子：自闭症的由来与纳粹统治》（上海三联书店，2022）则从另一方面讨论了纳粹德国时代的“诊断式统治”。阿斯伯格以其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一方面受到纳粹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却也因为从未亲自参与安乐死那些自闭症儿童的行动而逃脱惩罚，它所做的不过是挑出那些无法和“伟大祖国”建立联系的自闭儿童，并把其中的“棘手病例”交给臭名昭著的耶克尔柳斯医生，而后者则是安乐死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正如作者所言，阿斯伯格的行为比任何显要人物更能反映出第三帝国恶行的本质。他既不是坚定的杀手，甚至也不曾直接介入谋杀的过程。他们不具备蓄意谋杀的坚定信念，然而却是他们使帝国谋杀机制的运作成为可能。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卡尔·施米特，贝恩德·吕特尔斯撰写的《卡尔·施米特在第三帝国：学术是时代精神的强化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描绘了这位曾鼓吹纳粹主义的政治学者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势，但最终却因此逃脱了审判的经历。
纳粹最后的失败让这些事实得以大白于天下，并经受历史学家的审判。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身处其中的我们又该如何鉴别？我想在最后推荐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分析和检验信息重要性的六步法则。①确认自己接触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信息；②检验新闻的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③了解信息源及其可靠性；、④了解支持论断的证据；⑤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了解干扰性证据，针锋相对的观点和合理的怀疑与反驳；最后⑥判断这件事对自己的重要性。我想，在信息超载的时代，这些办法和上述的思考维度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前途未卜的时刻找到最有前途的路径。理性虽然并不能指导一切，但确是一剂清醒剂，它让我们仍有所坚信，但却避免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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