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北山汲古——中国书法》
《合璧联珠三——乐常在轩藏清代楹联》
莫教授在本书的《自序》中说，因需负担沉重的教学及行政任务，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少都是为了‘应付’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论文，而且其中能让自己感到满意的并不多”。这当然是自谦之词，莫教授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皆秉持一贯的严谨态度撰写，内容扎实，体例完整，绝非仓促了事的“应付”之作。
不过经他这么一提，的确让人注意到这本论文集的十三篇论文中，有十篇是研讨会论文（或首度发表于研讨会，之后再改写投稿期刊），比例超过三分之二。这又让我记起与莫教授初识，也是在书法学术研讨会的场合。那是1999年3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举行的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是配合普大美术馆策划的“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大型中国书法展览而举办，展览图录：Robert E. Harrist, Jr., Wen C. Fong, er al.,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N.J.: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association with Harry N. Abrams, 1999]；研讨会论文集：Cary Y. Liu, Dora C.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笔者当时还是普大的博士生，却有幸能与来自美、欧及东亚的知名学者一起发表，绝对是个人学术生涯中最难忘的里程碑之一。莫家良教授是八位与会发表人之一，笔者也就是在这个场合与莫教授初识，对他温文儒雅的谈吐留下深刻的印象。
莫教授在普大的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题目是“Seal and Clerical Scripts of the Sung Dynasty”，探讨篆书与隶书在宋代的发展（Cary Y. Liu, Dora C.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174-198.）。莫教授这篇英文论文中的部分材料及观点，也出现在差不多同时的另一篇中文论文（也是一篇研讨会论文）《从几件出土石刻书迹论宋代书法的若干问题》中（这是1998年于台北举行的“出土文物与书法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之论文。莫教授论文收入中华书道编辑委员会编《出土文物与书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华书道学会，1998]，页拾壹，1-52；此文收入《从兰亭到钟鼎》时，名称改为《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引发的思考》）。两篇论文处理的课题及范畴有些许重叠，但是写作策略及重点大不相同。中文论文以《嘉祐二体石经》《王尚功墓志铭》及《宋乐夫人墓志铭》等三件出土材料切入，各别带出对宋代的篆书、隶书及钟繇古风的探讨，并认为这些对了解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尚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英文论文则从宋代的金石学及文人好古的现象谈起，再及于文献记载中的北宋与南宋篆隶名家，接着谈论宋代文人对篆隶书传统的承继与运用，更加全面。可见莫教授对某个课题进行研究时，从作品（包括传世品与出土石刻）到史料文献皆不放过，针对历史文化背景、书家、书风、系谱、传播等方面都详加考察，还会由不同的重点切入，撰成类似系列主题的论文。若他能有更充裕而完整的时间投入写作，成果一定更加丰硕。
莫家良教授与台湾地区特别有缘，在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的十余年间，多次来台与会。1990年代的台湾地区有一波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史的热潮，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大力支持与推动，另一方面则有中华书道学会这样的民间书法团体热心投入，积极举办论文征选及学术研讨会，带起热络的气氛。受邀参与研讨会者以本地的学者为主，然亦有少数来自外埠，莫家良教授是经常受邀的，本论文集中的《宋代狂草的变革》（1998）、《宋代书法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引发的思考》（原称：《从几件出土石刻书迹论宋代书法的若干问题》）及《元代篆隶书法试论》（2000）等文章，即是他受中华书道学会之邀来台发表者。
《从几件出土石刻书迹论宋代书法的若干问题》
此外，台北故宫及公私立大学所举办的书法史研讨会上也经常见到莫教授的身影。在这些研讨会中，笔者想特别提及2008年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笔墨之外——中国书法史跨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由笔者主责筹划的研讨会因此也对笔者多了一层个人意义。当时笔者甫回台任教数年，积极想为书法史研究寻求社会、文化、政治等新的切入观点。莫教授为此次会议提交《〈淳化阁帖〉与清代书法临古》一文，在研讨会上属“复制与传播”主题（此次研讨会有“书法与身体”“书法与性别、社会身份”“复制与传播”“赞助人与市场”“书法与中日韩文化交流”及“全球脉络下的当代书法”等六大主题。参见卢慧纹《导论》，收入卢慧纹特约主编《清华学报》第四十卷三期专辑《笔墨之外：中国书法史跨领域研究论文集》，页295-299，2010年9月）。 同属此主题者还有广州美院的祁小春关于王羲之《十七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何传馨关于孙过庭《书谱》以及故宫博物院王连起关于《游相兰亭》的研究论文。这四个案例自无法涵盖书法史中“复制与转播”的各种样貌，却有效凸显出这个课题对书法史研究的关键性与复杂度。莫教授在文中指出，晚清碑学的兴起虽然使临习《淳化阁帖》的风气由盛转衰，但始终没有受到摒弃，仍然是书家学习“二王”传统与行草书的重要范本。以往研究清代书法史往往重金石碑版而轻帖学传统，莫教授此一观察能矫正过去认识之偏颇。
2008年“笔墨之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第二排右四为莫家良教授，右三为笔者
文字与书写是中国文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书法艺术在中国艺术传统中亦最受尊崇。扩而言之，书法对于东亚世界而言，具有强烈的联结性；相对于西方艺术而言，又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近年学界讲求跨领域、跨媒介及跨区域的探讨，书法因承载丰富而独特的人类经验与历史，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能发挥的作用及重要性与日俱增，笔者期待更多从事艺术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投身其中。莫教授一贯的研究作风是由实际的案例出发、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但忠于材料、不过度诠释，可为有志者之学习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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