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色事业：在报纸的历史中理解“新闻”

在开始严肃认真地研究、写作之前，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对报纸的相当固定的看法：专栏里墨迹斑斑的文字，一张张大幅的脆纸，一大批隐形的撰稿人、印刷工和送报人，多亏了他们，每个早晨，信箱里和书报亭的货架上才会有报纸。这整个过程对于20世纪的人来说是很熟悉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个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暗示事情可能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定。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英格兰西南部的乡下度过的。跟许多人一样，我也当过兼职报童。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大量新的免费报纸，我送的就是其中一种。它向人们提供关于当地汽修厂最近达成的新轮胎交易的新闻，或者一字10便士的分类广告栏里的出售一窝小猫的广告。后来，我开始送一种正式的日报，并极力避免加入人数较少的星期日报童的队伍，因为那天的报纸会变成又大又重的增刊汇编，足以引发青少年的坐骨神经痛。1986年3月，埃迪·沙（Eddy Shah）创办了《今日报》，这给送报路线带来了一些改变（路线上订阅《每日邮报》或《每日快报》的家庭最有可能尝试这种新的面向中端市场的通俗小报）。新报纸在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后，给我沉甸甸的原本只有黑色、白色和红色的报纸袋里增添了一些新的颜色，这要归功于最新的电脑排字和彩色胶印技术。它在内伦敦（大伦敦[Greater London]在行政上划分为伦敦金融城和32个区，伦敦金融城是核心，伦敦金融城外围的12个区组成内伦敦，内伦敦以外的20个区则为外伦敦。）之外印刷，而不是在舰队街（Fleet Street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许多英国报社总部的所在地，因此成为英国报业和新闻界的代名词。Fleet 在方言中是“小河”的意思，Fleet Street 因附近的弗利特河[the Fleet]而得名，汉译“舰队街”系误译沿用。）。彩色和数字技术的创新也进入了其他报纸，却没能发生在十年来最大的媒体剧变之前。在这场剧变中，老旧的印刷厂因遭到工会的激烈反抗而关门大吉，新闻国际公司（News International）则搬去了沃平。依靠这些技术和制造上的变革，报纸及其老板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赚得盆满钵满。人们遗弃了舰队街上老旧的印刷厂，转而追求在伦敦船坞区之类的地方打造更高效、现代化、高科技（《金融时报》）甚至后现代的办公室和印刷厂（1991年，第一加拿大广场，《每日电讯报》）。它们矗立于伦敦东部，脚下有着前港口的遗迹。这里曾是英国政治和商业帝国的心脏。广告收入意味着报纸几乎可以免费赠送，尽管上一代人担心广播、电影和电视带来的影响，但报纸的发行量依然稳中有升。人们仍旧保持着阅读报纸的习惯，于是主编们试着扩大报纸的尺寸。生活时尚类文章和观点文章越来越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而在红头通俗小报上，则是丑闻和名人新闻占据着主要版面。

Fleet Street

然而，真正的变化一旦发生，就会来得十分迅疾。斯堪的纳维亚推出了免费日报。伦敦紧随其后，在20世纪末也开始分发免费日报。这挑战了历史悠久的《伦敦晚旗报》（即Evening Standard，又译为《伦敦标准晚报》，创刊于1827年。）在首都的支配地位。美国于2003年开始发行免费的《纽约晨报》，2004年又有了《纽约地铁报》。在法国，从2002年起，巴黎人就可以免费拿到《20分钟报》和《法兰西地铁报》。随着思想左倾的不列颠人开始将“柏林版式”的报纸夹在腋下，且公共交通工具上变得越来越拥挤，大报便缩小了它的尺寸（2018年，连这种开本也被刚变成小报大小的《卫报》所取代）。地方报纸逐渐被并入了更大的集团中。当然，家庭连上了互联网，报纸跟着也上了网。1994年年末，《每日电讯报》发行了它的第一个网络版。到1995年年中，全世界这样做的报纸已有150家。1996年，《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版。到了1997年，全球互联网上一共有1600种报纸。有人预言将出现范式转移：由于广告收入模式，网络新闻可以免费获取，报纸在新世界里也能获得蓬勃发展，人们肯定会保持阅读报纸这个习惯，也一定更喜欢清晰、便携的印刷页面。

这一切并没有按照新世界的支持者所预言的那样发展。技术摧毁了这些安全网，同时让新闻变得无所不在且似乎免费。它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获取新闻。跟在书报亭排队相比，这要容易得多，而且书报亭更热衷于卖巧克力条，而无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传递信息的枢纽。2009年大衰退开始之初，美国每周都有两家报纸停刊，广告收入十年间下降了65%。英国《卫报》透露，它在2011年到2012年损失了大约4400万英镑（2019年该报称，多亏改用依赖读者慷慨打赏的模式，这才有了微薄的营业利润）。现在，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并不是无法想象的。对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已知的世界。对于新闻产业来说，除了要面对经济压力，现在还是一个转折点：美国第45任总统给本国最重要的两家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贴上了“假新闻”提供者的标签，并将记者称为“人民公敌”。

但是，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再看看我们是如何拥有报纸的，以及为什么我们最好还是要重视它们并了解它们的局限性。

新闻是如何产生的？

本书讲述了印刷形式的新闻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的。本书从17世纪中期开始讲起，当时正是一片混乱的英国内战时期，接下来沿着我们现在认为是报纸的东西的发展脉络，一直讲到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时期，此时现代报业显然已经建立起来了，制作一份现代报纸所需的一切（电报、记者、编辑、分发渠道乃至报业巨头）显然也已就位。我们将重点关注英美两国的英语新闻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本书倾向于聚焦大都会，尤其是纽约和伦敦，但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其他更具地方性的新闻界的重要性。的确，新闻界所在的地理位置为了解其重要性以及报纸和所在地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社区、城镇、郡县或地区都可以通过报纸发出自己的声音。报纸是连接读者和其他地方的纽带，是他们观察更广阔世界的窗口，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应对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报纸的成长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有部分重叠。正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报纸在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刻意避免明确地划定一个范围来阐释报纸这种印刷品究竟是什么，因为它一直都是一种可变、易变、多变的载体。本书认为不能将报纸从其背景中强拉出来，无论这个背景是八卦、杂志、剧院，还是报纸参与过的或正在参与的其他日常生活仪式。话虽如此，但本书也关心一种公认的特定载体是如何形成的。当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来说，报纸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报纸的最新定义指出，它是“定期由机械复制出来的，任何人只要付钱就能得到它，而且其内容一定要有多样性、普遍性、及时性和条理性”。许多可能已经被归入报纸类的文本只符合其中一些要求，甚至完全对不上。早期报纸的出版是不定时的，或是持续时间很短。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它们的印刷有规律，也只能靠变幻无常的分发系统才能送到远方读者的手中，而该系统又是以一种相对无序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发生的是，新闻是如此陈旧，以至于几乎不能算是新闻。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报纸的内容可能显得不那么井然有序，而是杂乱无章的，里面的文章段落竟是按照印刷商接收到的顺序直接排列而成的。

这些印刷页面主要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朝着一种有明确定义的可识别的最终产品发展的故事，但字里行间给人一种感觉：事情不一定会那样发生。报纸这种形式并非必然，也不是必然会不同于其他的新闻和写作形式。报纸经常并不那么关心新闻，除了新闻，它从广告到诗歌，到小册子或文章的选段，无所不包。与要求中心思想明确的书籍和主题统一的杂志不同，报纸是一种喜鹊式（像喜鹊一样喜欢胡乱收集零碎、无用或无价值的东西。）载体。几乎任何能逗笑、娱乐读者或使读者获悉一些信息的材料都能被报纸吸收并放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漫画、广告、食谱、信件、观点文章、评论文章、诗歌、短篇小说、统计数字、幽默文章，甚至“猜猜球在哪儿”的比赛，都进入了报纸的视野。给“报纸是什么”和“它想干什么”下定义的任何尝试都需要涵盖它千变万化、包罗万象的性质。

报纸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一种特别的物理存在，尽管它的存在很短暂。我们把它们叠起来，卷着夹在腋下，仔细剪下一些想留下来或寄出去的部分，或将它们钉在墙上。除了几个明显的特例，很少有报纸史著作，甚至更少有新闻史著作会认为报纸这一物理客体在社会中作为物质客体所发挥的作用跟作为信息源或文本所发挥的一样大。书籍也许能装点房间，但在吃炸鱼和薯条时却派不上什么用场，它不能吸干湿鞋里的水分，不能铺在衣柜抽屉里，也不能用来给兔子垫窝。报纸则能用来接滴落的油漆，用来在运送途中保护玻璃器皿和瓷器，溶解后作为混凝纸浆还可用来重新塑形。不大有用的是，街上永远都能看见报纸随风飞舞，咖啡馆的角落里、地铁或火车座位的后方永远堆满了报纸，铁丝网围栏上也老是郁闷地挂着报纸，但它们是（至少直到相对近期还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一个无所不在的组成部分。书籍在专卖店里贩售，在超市货架间的卖书区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报纸可以在街角叫卖，在火车站分发，在美国的街角则是由自动售货机贩售。与被集中搁置在书架上且常被限制在私人或室内空间里的书籍不同，报纸是我们日常世界的一部分。从许多方面来说，它们既是日常的纸质物体，又是文本信息的印刷载体。这种物理性、普遍性和短暂性的差异把它们和形式更高级的印刷书籍区分开来。当我出门送报前把报纸装进袋子里的时候，年少的我已清晰地意识到报纸是一种物理实体。考察它们的历史，需要考虑到它们通常厚重的物质性以及它们跟世界的物理联系。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的街头卖报业都被印刷店、小贩、报童和卖报的女人们控制着。他们跟报纸的写手、老板和读者一样，都是报业历史的一部分。第四等级（指报刊、新闻界。18世纪，英国议会在贵族、神职人员、平民的议席远处设置了记者旁听席，因而得名。）的历史既是关于这个混乱复杂的现实的历史，又是一部追求发展客观新闻报道的历史。那么，报纸的故事既是关于人的，又是关于人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报纸是如何改变这些社会的，也是关于各种不同的报纸的。

权力与权力的不平等

第四等级，即舆论领域，像其他三个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平民一样，在社会上拥有发言权。第四等级这个概念最早兴起于18世纪：1752年，由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被他称为一个“极其庞大且强有力的团体”。随着读新闻的公众的产生和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形式不断地发展，一个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得以创建起来，这在宫廷和议会之外创造出了另一种选择。于是，新闻界帮助创造了一个据说很理性的公共辩论空间，跟它一起出现的还有其他讨论场所，比如期刊、阅览室、沙龙和演讲厅。报纸不仅塑造出了阅读公众，而且帮助创造了可能挑战现状的批评公众。不出所料，政府密切关注着新闻界，并对它严加控制，仅逐步允许印刷报纸。在许多国家，最像我们现在所称报纸的是相当于《年鉴》（Annual Register）的出版物，其他报纸则被禁。即使在新闻界被允许存在的时候，审查制度也继续限制着内容的发表，用罚款或监禁威胁反抗的作家和印刷商。官方和日益强大的新闻界之间始终紧张的斗争将贯穿本书。

报纸帮助创建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可能更加包容的民主讨论空间，此外它还让人觉得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曾经是，或者说可以成为一个理性的空间，给那些愿意加入的人提供启蒙和进步的思想。正如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主张的那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那么，传播、讨论新闻背后就有着一种道德上的使命感。而且，由于这个公共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潜力，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开始声称：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全国性的理性领域，所以政治权威的基础就在于它，而不在传统的或既定的政府形式里。报道当代事件的报纸也暗示要变革，建议人们可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继承它们。虽然新闻界做了许多事，但其决定性的特性过去是，现在仍是公开性，即公开行事。在通过信件发送信息的人的头脑中，其受众往往是有限的。与之不同的是，发行报纸就是为了使信息能够广泛地传播，它会假设存在着一群阅读公众。人们对公众的看法改变了人们对新闻界的看法。新闻界也可能从事着影响公众的工作。

1989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的英文版出版发行。此后，历史学家和传播学者重新检视了新闻界在创建如此公共的领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哈贝马斯是在“二战”后开始研究“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这反映出他对民主国家的失败或腐败的担忧。他在18世纪英国蓬勃发展的咖啡馆和报纸文化中看到了某种理想的公共领域，人们在此可以展开理性的公共辩论，并创造出合法社会的替代形式。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商业和国家的控制扼杀了这个理性、民主空间的生命力，导致真正的民主政治走向衰败。哈贝马斯是一个不太合格的历史学家，他在历史学上犯了很多错误，使得他在历史学界饱受批评（例如，他的咖啡馆例子最多只能算粗略，他的年表很简略，实际变化的细节又难以确定）。至于他的政治主张，批评者认为他的“公共领域”是属于中产阶级且压倒性地属于男性的。他的著作所主张的理性社会因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而遭到批评。但是，他的影响力依然相当大，尤其是在那些试图解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文化、政治变革以及新闻界所具有的更普遍的影响力的人当中。历史学家们还声称哈贝马斯低估了咖啡馆和报纸在17世纪末及18世纪英国的重要性，认为公开辩论甚至比他说的更重要。

当然，哈贝马斯并不是指明新闻界在公开辩论形成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第一人。报社从业人员非常热衷于宣传对他们的这个看法，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看到的那样。例如，在美洲1765年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报纸印刷商将自己描绘成面对专制暴政而不断发声的通情达理的人民。1923年，比哈贝马斯早了几十年，前记者、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E. 帕克（Robert E. Park）就已将报纸视为社区辩论的公共空间。在《报纸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一文中，他考察了现代报纸——这种被他视为劣质媒体的产品——的角色，认为：“参与其中的作者和新闻界的动机，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在城市里尽可能地复制农村的生活条件。”对帕克来说，报纸就是20世纪城市居民互相交换八卦和最新本地消息的村中广场。报业从人们对社区的需求中获利，它在一个通常原子化、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连接。通过创造阅读社区这一概念，报纸主编、记者和政治家们结成了一类潜在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在塑造舆论方面发挥强大的作用。

新闻界创造或想象出的公众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早期的单页新闻纸（news-sheet）读的人极少。它们中有许多针对的是一类明确的受众，特别是由宗教派系定义的。在伦敦，报纸常常与政党或参与政治的捐助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的读者可能同样是有党派立场的。到了19世纪，报纸和期刊是为各种各样的团体制作的，反映了教堂或宗教，行业和协会，乡村、城镇、郡县和地区，军方，以及科学、医学和工程学的喜好。性别也能成为某些报纸的基础，不仅有向女性推销商品的期刊，还有女性制作的期刊（通常是周刊或月刊）。

这种做法在商业上是明智的，因为它可以依靠一类已知的渴望获得关于某个特定主题或带有某种倾向性信息的受众，但是，这些出版物也可能别有用心。它们能够塑造或宣传观点，能在社区内构建纽带，而且无论有意与否，都具有创建社区的潜力。在国家层面上，全国性报纸代表全体国民发声。早晨定时看报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存在一个更广泛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大家几乎同时仪式般地在做同一件事。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消费这些印着日期且表明存在一个他者社区（community of others）的“每日畅销品”的行为看作国族建构和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新闻界可能还强化或塑造了其他身份认同，尤其是可能反对国族意识或使国族意识复杂化的地方身份认同。而且，那些在殖民地读报的人可能发现自己通过读伦敦或巴黎发生的事情的定期报告而与宗主城市联系在一起。考虑到传播的性质和新闻采集实践的缓慢性、零碎性，报纸在世间留下的印迹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与其说报纸使人联想到一个国家的人同时在边吃早餐边看新闻，不如说它提醒人们注意到了距离和分离、省和地区，或者使人想到社区，同样也想到冲突。仔细阅读报纸就会发现权力是不平等的，信息则拥有控制或争夺权力的潜力。

（本文选摘自《墨色事业：从英国内战到美国内战的报纸史》，[英]马修·J.肖著，陈盛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5年1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