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大选以特朗普的“复归”（Second Coming，基督教宗教概念）而告终。
大约八年前，作为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特朗普在美国政坛异军突起，给该国的民主建制带来巨大冲击。即将卸任总统的拜登曾承诺弥合分歧，“治愈民主”，但四年过去，在失态地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为“垃圾”之后，他只能接受黯然离场。美国政治的极化依旧，社会的分裂依旧，民众的失望与愤懑更甚于前。
特朗普现象不是美国政治的短暂调整，而是其转折的开端。大选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刊文探讨美国政策的“特朗普化”，指出无论谁将成为第四十七任美国总统，“胜利的都会是特朗普主义”。
民主衰退
理解特朗普现象，需要了解美国“民主衰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问题。
民主之于美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国家认同从来不是基于种族、族群的一致性，而是建立在一套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之上，也可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在多数美国精英看来，美国乃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捍卫自由世界、消灭邪恶势力”是其天定使命。就此而言，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自由vs不自由”、“善vs恶”、“民主vs专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可谓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
这种政治理念及其民主体制，在美国建构全球霸权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冷战后，美国藉由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等力量，向全球输出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民主帝国，力图成为其他国家所追随的民主榜样。
美国通常被认为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体。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任何政体的建立都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苏珊娜·梅特勒看来，美国独立后历经200多年的民主化过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算得上“一个真正有活力且具包容性的民主国家”。
然而，衰退接踵而至。过去数十年，美国实际上面临着缓慢而绵长的民主衰退的问题。虽然选举仍然按部就班地举行，但就像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齐布拉特和斯蒂文·勒文茨基所说的，“人们仍然投票。当选的专制者维系着民主的皮相，实则剥除了其内脏。许多颠覆民主的举措是‘合法’的，因为得到了立法或是司法机构的支持。”
民主衰退的征状几乎出现在美国社会政治的所有层面上。公众对政治建制缺乏信任，虚假信息大行其道，政治暴力蔓延，政治派别彼此无底线攻讦，独立媒体和非政府机构日渐式微，权力制衡机制趋于失灵，诸如此类。
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堪称美国民主衰退的鲜明表征。时任总统的特朗普拒绝承认2020年大选失败，在他的鼓动下，支持者们集会示威，进而冲击国会山。骚乱和破坏导致5人死亡，包括174名警察在内的多人受伤。直到今天，特朗普仍然坚信拜登和民主党通过作弊“窃取”了四年前的大选。
按照《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美国自2016年起就不算“完全民主国家”了。皮尤公司2021年一项针对16个发达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美国受访者和57%的国际受访者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效仿的民主榜样。
民主衰退，造成了美国内部政治的混乱，也侵蚀着支撑其霸权的理念性权力基础。政治共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日益难以达成。
不平等与“绝望死”
不平等加剧，是美国民主衰退的根源之一，也是威权倾向的特朗普主义得到中下层选民尤其是白人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
美国是最不平等的发达经济体，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据世界银行估算，202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高达39.8。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无干系，这一流派强调市场的“纯洁性”，认为不受干扰市场将带来繁荣和自由。然而这四十年的事实是，美国总体生产力翻了番，劳工的生活境况却仍然艰困；国家约八成的财富掌握在仅一成的人手里，CEO们的收入是普通劳工的千倍以上。
收入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带来机会的不平等，比如教育机会——劳工子弟要么上不了大学，要么在毕业前已经负债累累；而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如此恶性循环，富者日富，穷者益穷。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壁垒日益分明，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跨越越发不可能，“美国梦”逐渐沦为一种迷思。
相应地，政治也成为富人们的游戏。虽然选举仍然定期的举行，但普通选民对政策的影响十分微弱，主导政策制定的是垄断了大量资源的商业组织和一小部分富人。经济学诺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在受访时称：“最深层的不平等是个体之间不平等，不是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生而为人的平等价值。在今天的美国，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社会阶层的“板结化”，在底层不断酝酿出愤怒和绝望。过去二十年，因滥用药品、酗酒、自杀而死的美国人急剧增加，大多是没有大学文凭的非拉美裔中年白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称之为“绝望死”，在2020年出版的《绝望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他们阐释了“绝望死”的成因——6600万白人劳工普遍遭遇过失业或收入减少，日益陷入窘迫之中；1979年以来，在美国人均收入增长了85%的同时，这一群体的实际工资购买力却下降了13%。这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毒品和酒精，这种愤怒和无望在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政治主张——也就是“特朗普主义”中找到了出口。曾有人这样评论2024年大选：这不是两党候选人的寻常对决，而是“特朗普vs所有人”的对决。所谓“所有人”除了哈里斯和她所代表的民主党，还包括正统派共和党精英、五角大楼里的将领、情报部门的高官和诺奖经济学家；概括地说，就是塑造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的那群人。
笔者近期在纽约调研期间，一位国际知名分析人士强调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体制”的信任大幅削弱，这也是主流媒体民调失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看，2024年大选与其说是特朗普的胜利，不如说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建制的溃败。正如一位脱口秀演员说的那样：也许特朗普还不错，因为他选择的敌人都是正确的。
移民问题与“白人至上”
“特朗普现象”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与族群矛盾的加剧。
美国的民主机制从一开始就带着种族和族群的底色——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本土主义者和外来移民之间，从来不乏“我们VS他者”的紧张感。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加剧了这种紧张感，使得移民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移民人口持续增加。2022年，外国出生的新移民占到该国人口的13.9%，如果加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则占到总居民数量的27%，接近于历史峰值。而这还不包括官方估算的以千万计的非法移民。预计到2044年，非洲裔、拉美裔、亚洲裔等有色人种的数量将超过本土白人。
对此，白人群体备感焦虑。实验性研究表明，当接触到类似“白人人口下降”或“种族多样性提升”的信息时，白人群体会释放出更多的针对其他族群的负面情绪。他们深感自身作为一个族群被贬低、被剥夺了，因为在一直以来的“美国想象”中，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人、社会的主流。面对不断涌入的移民，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是优势地位，还有工资工作。在许多白人选民看来，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更多的不是针对有色人种，而是针对白人的逆向歧视。
在这种情况下，“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思潮作为排外排他的终极表现形式持续升温，它体现了白人群体深刻的心理危机和社会性躁动。以理查德·斯宾塞、史蒂夫·班农为标志性人物的极右翼政治理念藉由“另类右翼论坛”“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等平台广泛传播；“骄傲男孩”、“美国先锋”、“爱国者阵线”等极右翼政治组织势力日益壮大。这些组织活跃在特朗普的反移民主张下，其中一些更以“特朗普的战士”自诩。
2015年以来，特朗普的三场选战都基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政治理念，他赢得了其中两场。何谓“伟大”呢？特朗普曾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美国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进入民权运动时代之前。那时，白人的统治地位无可撼动，约翰·肯尼迪也还没有把美国叫做“移民国家”。
在特朗普看来，民权运动很多时候以损害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美国社会有一种“反白人的情绪”。而反移民则是MAGA集会一以贯之的主题。特朗普公开抱怨移民污染了美国的基因，渲染非法移民是“罪犯和精神病人”且使美国“国将不国”，嘲讽作为移民后代的哈里斯根据需要时而是黑人，时而是印度人。而他，特朗普，将发起“史诗般的抗争”，拯救美国于“浩劫”之中。说白了，其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美国再次变白”。
美国人VS美国人
政党极化（polarization）和治理失能是十余年来美国政治面临的两大问题。所谓“极化”，简言之，就是左的越左、右的越右，激进主义向政治光谱的两端渗入。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会改革使党团权力大大增强，本党议员的同质性进一步提升，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则日益扩大。为了从党内初选中脱颖而出，政治人物们都倾向于输出极端化政见来迎合本党的积极分子和基础选民。
十余年来，美国政治极化进一步演绎为“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两党及其基本盘之间的对立溢出政见争辩的范畴，而泛滥至社会文化的一切层面，包括疫情期间要不要戴口罩等等，学界所谓的“群外仇恨”（out-group hatred)日渐分明。2022年一项调查发现，两党过半的党员视对方为“威胁”，并以“邪恶”来描述对方。
“情感极化”之下，政治成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对手即他者即敌人，而非公民同胞；相关的政策主张基于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而非现实和理性；道路只有两条——对候选人而言是“统治或死亡”，对选民而言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互信的缺失，导致妥协的缺失，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蕾切尔·科林费尔德所言，“两党都认为如果对方获取权力会毁掉这个国家”。
极化势必严重影响政府的机构运作和治理效能。国会成为党派厮杀的战场，旨在阻挠议事、拖延投票的“冗长辩论”（filibuster）被频繁使用，法案“难产”成为常态，即便通过了，执行起来也十分困难。在高度对抗的政治氛围下，一方主导的变革往往会激怒并动员另一方，导致政策反弹甚至失败。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沦为一种否决体制（vetocracy），这使美国的政治失能问题日益加剧。
导致政治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需要“抱团”，而群体的进化需要“群外仇恨”，仇恨越大，抱团越紧密。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美国实行总统制，这一制度本身就具有“胜者通吃”的特质；不像议会制国家，权力机构的议席往往由多个党派分享，政党之间必须寻求合作以形成执政联盟。从技术演变的角度看，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媒体碎片化把美国选民困在信息茧房，只关注、接受与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信息和观点，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偏执和极端，“仇恨言论”空前泛滥。
有学者归纳了极化政治运作的三要素：他者化、憎恶、道德化。在极化的背景下，政治人物为争夺权力而煽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渲染来自“他们”的威胁和迫害，进而将“我们”的怕与恨合理化、道德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者伊莲娜·梅森认为，没有人比特朗普更精于此道了。从来没有哪位候选人在背负如此之多的重罪指控时，还能当选总统。在那些群情沸腾的MAGA集会上，特朗普反复挥舞拳头，告诫支持者：“他们”要打倒的不是我，而是你们，我只是挡在了你们前面！
特朗普“复归”和三权失衡
柏拉图对民主制度评价不高，因为“暴君不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吗？”他认为，民众总是情绪化的，他们容易受到煽动和蛊惑，这样一来，“人人都能竞选”的设置就会被那些觊觎权力、自以为是的人钻空子。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2024年美国大选无疑是柏拉图上述论述的现实演绎。特朗普甚至也不惮于公开“当一天独裁者”的愿望。和2016年艰难杀出重围的特朗普1.0不同，特朗普2.0几乎百无禁忌——共和党成了“特朗普党”，并控制了美国政府的所有权力分支。
美国的“特朗普化”既有理念政策的支撑，也有团队骨干的加持。“转折点行动”等组织协助特朗普在大选中横扫关键摇摆州。特朗普团队制定了“议程47”。“传统基金会”则为其第二任期炮制了“2025计划”，其中扩张总统权力是重要取向。传统基金会还提前培训了1000多名“干部”，旨在迅速填满特朗普新政府的关键职位。
与特朗普团队关系颇为密切的是“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AFPI)等一系列新的智库，这类机构深度参与特朗普新政府的人事构成，目前有多名成员获得入阁提名。大幅扩张行政权力将是特朗普2.0的重要特征。据报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已经草拟了三百多份行政命令，只等特朗普明年1月20日就职后签署。
这三百多份行政命令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无从知晓。但根据特朗普一贯主张和前述政策议程，削弱联邦公务员的独立性无疑会是一个重点。事实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曾发布“F计划”（Schedule F）行政令，该计划旨在令总统有权解雇数万名的职业公务员。AFPI更是呼吁取消几乎所有对联邦公务员保护措施，也就是说，政府一切层级的公务员如果“不听话”，都有可能被解雇。
扩张行政权力的另一种方式在于重塑权力制衡的机制。在立法方面，目前由共和党全面掌控的参众两院对于特朗普的权威难以形成有力的制约。在司法方面，最高法院三分之一的大法官由特朗普亲自提名，整体倾向保守。正是他们在2022年推翻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保护女性堕胎权利的裁决。
至于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裹挟之下，也处于困境之中。特朗普直接将很多媒体归入“人民公敌”之列。他公开表示，在新任期里要把负责发放广播执照的联邦通信委员会“置于总统权力之下”；如果记者在他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报道中不肯透露信源，他就会把记者关进监狱。
总之，特朗普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胜利，暴露了美国国内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自由主义日益式微，在美国高校和企业长期得到宣扬的“多元、平等、包容”（DEI）理念受到更多质疑。在特朗普2.0的推动之下，“非自由主义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将成为美国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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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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