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呈现“邬达克密码”：解读建筑之外的邬达克

拉斯洛·邬达克（Laszlo.Hudec，1893年1月8日—1958年10月26日）是上海最具公众认知度的近现代建筑师之一，1918年至1947年的29年旅沪期间，他为上海设计了百余幢建筑，其中最知名的包括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以及“宇宙中心”武康大楼。

10月1日，一场名为“邬达克密码”的展览在上海外滩源真光、广学姊妹大楼展开，这是国内较全面呈现邬达克档案原件的一次公开展览，其中包括多件首次公开展出的邬达克私人文物，以及最新修复的由邬达克拍摄的16mm影像。而展览地点，真光、广学大楼也是邬达克的作品，曾是其建筑事务所的所在地，也是作为办公地点最久的场所。

展览位于广学大楼的入口

据悉，展览围绕着邬达克漂泊且传奇的故事展开，跨越中欧、东亚、北美三块大陆和多个国家和城市。邬达克作为故事的主角，来回切换着不同的角色——除了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外、他曾是军人、逃亡者、异乡客，以及热情洋溢的考古爱好者……每一种角色都折射出大时代的背景。2024年，恰逢“中匈建交75周年”，邬达克作为中匈交流的代表人物，展览受到了匈牙利邬达克文化基金会（邬达克家族亲属在匈牙利设立的基金会，旨在保藏邬达克遗留给家族的文物，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邬达克的作品）的大力支持，邬达克文化基金会主席维拉格·切伊迪（Virág Csejdy）任合作策展人。

邬达克文化基金会主席维拉格·切伊迪（Virág Csejdy）导览，图中包括邬达克英勇大银制勋章（上）；1915年邬达克被破格提升为中尉的任命书（中）；1917年春，邬达克与其他战俘在红河村战俘营（下）

展出的部分档案原件等源于1920年代，邬达克的妹妹约兰与丈夫搬到布达佩斯后，邬达克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写给 “亲爱的皮斯塔和约兰！”的信中，邬达克分享了他的建议、忧虑以及为家人提供经济支持的细节。约兰有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埃兹特（Eszter）。2008年维拉格·切伊迪等家庭成员在埃兹特的家中发现了一些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邬达克的建筑作品集，其中有他主要建筑的照片和蓝图，以及他在上海和1948年迁居美国伯克利后的数百封私人信件。

邬达克的妹妹们，从左至右依次为约兰、利维、伊迪丝和邬达克

“对我们来说，这次展览是邬达克留下的文化遗产故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向上海的观众揭示展示我们的叔叔拉斯洛·邬达克的性格和故事中的一些迄今为止未曾公开、也未被了解的方面。”维拉格·切伊迪说。

邬达克私藏的建筑影集（复刻版）

邬达克的上海前传

1893年1月8日，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泽尔伊欧姆州的拜斯特尔采巴尼亚（Besztercebánya），他是家中长子，父亲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同时也是当地成功的企业家。邬达克9岁就开始接触建筑，中学时代就怀揣着泥瓦匠、石匠和木匠这三张职业证书，这是一名未来杰出的建筑设计师最初的暗示。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旧影

然而，邬达克的家乡拜斯特尔采巴尼亚，今日是斯洛伐克境内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á Bystrica），在展出的地图上可以读出，其周边是波兰的克拉科夫、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乌克兰的伊万诺·佛兰科夫斯卡、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捷克的布尔诺。处在欧亚大陆之间、一众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的交界之处，似乎不难理解他日后建筑设计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而在布达佩斯（前奥匈帝国双首都之一）顶尖学府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今布达佩斯理工大学）的建筑专业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为日后在上海设计出大批风格多样的建筑打下了基础。

展览中关于邬达克求学时代的文献

邬达克生平中的第一个建筑设计完成于1911年的5月，在他的故乡拜斯特尔采巴尼亚郊区的温泉小镇维切尼亚。在导师的指导下，他设计了一座教堂：圣母玛利亚教堂。这是邬达克在欧洲唯一现存的作品。

但相比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诸多建筑，他如何来到上海却并不为人熟知，展览以档案原件、历史图像等资料，为观众打开一张地图，看邬达克如何抵达上海？

展览现场

1914年6月18日，邬达克通过了国家考试，荣誉毕业。随即进入拥有“匈牙利皇室建筑师”之称的拉约什·伊伯尔骑士（Knight Lajos Ybl）的事务所工作，当这名未来可期的青年正准备在奥匈帝国的版图上大展鸿图之际，整个欧洲大陆走到了一个致命的交叉路口。在邬达克毕业仅十天后，“萨拉热窝事件”的那声枪响，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个人命运也随之偏转。那时的邬达克，绝不会料想到命运将因此把他指引向一座陌生的远东大都市。

在校期间的邬达克

穿军装的邬达克

随着“一战”的爆发，邬达克不得不搁置了成为建筑设计师的念想而应征入伍，加入了匈牙利第一国防炮兵团。而在战斗间隙，邬达克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专业，他将自己所学到的建筑知识用于为帝国军团设计坚固且轻巧的火炮、重机枪和探照灯等掩体，还巧妙地利用火车路基和沼泽地形的特点构筑防御工事。1915年深秋，邬达克在卢茨克南部斯特帕河谷地区高地争夺战中表现出色，获得了一枚英勇大银制勋章（之前他还获得过一枚英勇小银制勋章），并被破格提升为中尉。

然而，1916年6月6日，俄军突破了奥匈帝国在布列斯特南部的防线。邬达克在执行一次侦查任务的过程中重伤被俘。

俄罗斯帝国全图1900年代（标注邬达克途经地点）

在战地医院待了些日子后，邬达克和其他被俘军官一起被带到了基辅、莫斯科，又辗转被转运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战俘营，后于1917年春，被转运到了距离伯力200公里外位于红河村的一个战俘营。1918年5月，邬达克因腿伤被丹麦红十字会接收，坐上遣返回欧洲的列车，但因俄国革命后的频繁交火，被困于彼得罗夫斯克数周之久，邬达克因此开始计划一场大胆的逃亡计划。他设法来到领近城镇，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份维护西伯利亚铁路的工作，还买了一本假俄罗斯护照。

191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打破了此地的平静，他们强迫战俘加入军团，否则便以叛变的名义处决。邬达克又开始了一场冒险小说式的逃亡，他和几个同伴跳上了一列手摇电动火车，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了哈尔滨。之后向南出发，于1918年11月初抵达了上海，展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展览现场

真光、广学大楼与邬达克兄弟

邬达克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卓越才华，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成就了他辉煌的建筑事业。时隔百年，他留下的建筑作品已然成为上海文化遗产的重要象征。展览一个板块聚焦邬达克在上海的设计，其中大部分耳熟能详。

然而，在邬达克设计而作为他办公室的真光、广学大楼中举办展览，让观众身临历史现场，感受其建筑以及建筑背后的故事。

广学大楼

“许多文章中将真光广学大楼归为装饰艺术风格。这里不得不提，对邬达克一生影响最大的建筑风格是德国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这与他学生时代在皇家约瑟夫理工大学（今布达佩斯理工大学）接受的普鲁士体系的建筑教育息息相关。”此次展览的中方策展人之一、“上海城市考古”创始人徐明说，“同时，出生于多元文化背景的邬达克，从小就熟练掌握了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和德语，成为了将现代主义建筑，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带入上海的建筑师。”

真光大楼2

真光和广学大楼最直接的灵感都是来源于德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包括德国建筑师保罗-博纳茨（Paul Bonatz）在1925年设计的斯图姆集团行政大楼（Stumm-Konzern Building，杜塞尔多夫），还有更为著名的砖块表现主义建筑师约翰·弗里德里希-霍格（Johann Friedrich (Fritz) Höger）设计的汉堡智利屋（Chileahaus）和汉诺威的安泽格大楼（Anzeiger-hochhaus）。德国建筑师的无疑激发了邬达克的表现欲，促使他留给上海屈指可数的两例砖块表现主义的建筑实践。

斯图姆集团行政大楼.

1930年，邬达克受委托设计这两栋姊妹楼，他创造性地将业主（真光与广学大楼最早的业主，浸信会书局和广学会。两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历史悠久且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出版机构）的文化背景与现代主义潮流相融合，将哥特式尖拱用于门窗框架。与凸出的柱子、立面垂直的壁柱一起，成为表现主义建筑的主要特征。

建成之初的真光大楼及邬达克所绘立面效果图

邬达克自身对于这栋建筑非常钟爱，完工后不久，他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真光大楼的两层顶楼，直至1947年离开上海，这里是邬达克在上海驻留时期最长的一栋建筑。而且这两栋建筑上，还留下了邬达克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弟弟琪琪·邬达克的痕迹——但广学大楼入口上方用人造石砌成的古典凯旋门。

邬达克在真光大楼的办公室内，1934年

邬达克的父母早逝，作为长兄的邬达克通过书信指导弟弟的学业和事业。1930年，邬达克带着推荐信将琪琪送往美国，开始了他在那里的建筑学习生涯，并希望琪琪最终能带着他学到的知识与他在上海汇合。遗憾的是，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琪琪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前往上海与哥哥汇合，但不久后就因为患上急性肠破损英年早逝。但广学大楼融入装饰艺术和表现主义风格的古典凯旋门，与砖块表现主义的墙体风格截然不同，显然是受到了在美国学习的琪琪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光和广学大楼也是邬达克兄弟俩合力完成的唯一一件作品。

邬达克弟弟琪琪·邬达克

琪琪·邬达克的名片，其上清楚标明了邬达克洋行的办公地址（圆明园路29号8楼，今真光大楼）

除了在上海留下现代主义建筑外，邬达克对于中国建筑同样有很大的兴趣，并且尤其关注宗教建筑。1922年，他携新婚妻子到北京度蜜月时拍下了一些北京古建筑的照片。在上海生活期间，他也曾经有意识地拍摄了龙华寺的照片，并绘制了龙华寺的平面图，其中详细标注了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功能，并把它随信寄给了父亲。

邬达克拍摄的北京建筑 1921-1922
邬达克曾多次前往北京。1921年，他曾申请了一家北京的建筑师事务所的职位，但因薪水不够理想作罢。1922 年，他携新婚妻子到北京度蜜月

“对于建筑的分析邬达克不乏见解，比如他提到了寺庙内树木的不对称排列完全改变了看似严谨枯燥的布局。他甚至对中国和日本的寺庙建筑做出了比较，认为中国寺庙宏大的雕刻手法固然震撼，但在细节处理上却不够精致—而日本寺庙的细节则是精雕细琢而成，但其整体布局缺乏骨干。日本寺庙不对称的布局比起中国寺庙的严格对称更有诗意，但后者庭院中的树木却完全消除了沉闷感。他甚至对中式寺庙中佛像的神态与造型很感兴趣，将其称之为‘有幽默感’。”徐明对澎湃新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