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画院年会：学者共话“齐白石何以成为大师”

近日，北京画院举办了“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暨“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2024学术年会。针对“齐白石何以成为大师”这一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学者参加研讨，15位学者发表学术演讲，展开讨论和学术交流。以下为发言摘要。

晚年齐白石在北京

齐白石艺术人生的辉煌转折

（林木四川大学教授）

在齐白石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认为在1922年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中齐白石作品的大获成功，是齐白石艺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齐白石成为中国画坛一流的、顶级的艺术家。然而，仔细考察现代绘画史，尤其是北京绘画史，会发现1922年以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齐白石虽然已经成为北京画坛的一位著名画家，但他始终没能完全融入北京传统派的绘画圈并成为核心画家；齐白石在北京画坛的地位也有限，整个民国时期，他的画价始终偏低便是一个例证。“生涯落寞”或许是齐白石民国年间画坛地位的无奈写照。齐白石的艺术有许多与时代共进、与20世纪艺术思潮相吻合的地方，正因为这些长处，他得到了林风眠、徐悲鸿、胡适这些文化先驱的一致推崇，但他的这些难得的长处在民国年间的北京传统派精英圈中却难以得到认同。齐白石艺术人生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的。共和国成立后，齐白石及其艺术，几乎完全符合新政权的艺术方向，他的艺术成为共和国艺术的楷模，他也因此获得了一连串极致的荣誉，成为共和国家喻户晓的国画老明星。共和国成立后，齐白石艺术人生进入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这也证明了齐白石确实是20世纪美术思潮的时代标杆。

研讨会现场

文人画精神的追寻：齐白石是如何取法石涛的？

（朱天曙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代石涛与近现代齐白石为艺术史上的两位巨匠，齐白石曾多次表达他对石涛艺术成就的崇仰，二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传承关系。本文以另一视角，指出齐白石艺术与石涛的密切联系。首先通过对齐白石手稿、日记、信札及画跋等新出版材料的整理，揭示齐白石所认识的石涛；其次根据齐白石诗作、题画以及传世作品，分析石涛与齐白石在艺术观念与技法上存在的延续性与相似性；再次，齐白石多次以石涛为题材进行创作，包括绘制石涛画像、以石涛诗句入印等等。文章力图通过文献与图像两个方面的细致梳理，从书画技法、风格、艺术观念等角度指出齐白石一生是石涛知音的追寻，进而对齐白石艺术作另一种观看。

齐白石《人骂我我也骂人》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博物之眼——Natural History、江户画谱与齐白石草虫

（张涛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草虫是塑造齐白石时代画风的、体现其重要绘画语言特色的题材之一，虽然之前的研究多有提及，但并未深究齐白石草虫绘画的具体分类、描绘特色、视觉资源等。在1920年之前，齐白石的相关草虫画作实际数量寥寥，为何会在1920年之后突然呈现井喷式的创作？笔者通过细致分析发现，除了部分延续传统中国画技法所描绘的草虫，还有很大一部分注重透视与立体效果，描绘逼真且偏于博物画观察方式的草虫画作，结合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图像旅行的中西路径、齐白石的人际交往以及他可获得的视觉资源等角度综合分析，可以确证这批草虫画作受到西方博物绘画的潜在影响，尤其受到日本江户时期流行的“博物画谱”或者“博物虫谱”的启发。齐白石在吸收借鉴博物画谱中的草虫题材与画法的同时，结合传统技法对其进行演变，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草虫风格。

齐白石《花鸟工虫册页》

齐白石与日本画家交游考略——以篆刻作品为中心

（浅野泰之湖北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

在数量众多的齐白石篆刻作品中，有不少是为日本友人所刻治。其中，齐白石曾经为9位日本职业画家刻治过印章，从这些篆刻作品中可窥见齐白石与日本画家的交流情况。9位日本职业画家之中，竹内栖凤应该是最早与齐白石进行接触和交流的，齐白石曾经为竹内栖凤刻治29枚印章，这也是日本人中数量最多的。此外，从现有资料来看，一些与齐白石未曾谋面的日本画家，也通过中间人等途径订制齐白石的篆刻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对齐白石篆刻作品确实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

《丹青诀》电影拍摄始末——兼论齐白石与胜泉外吉、野口勇的交游

（孟召汉湖北美术学院讲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伊藤为雄为代表的日本艺术中介及一众拥趸，为齐白石书画在海内外艺术市场的扩张做出了诸多尝试。借由对《丹青诀》电影，以及曾与齐白石往来颇多的正金银行客户胜泉外吉、美籍日裔艺术家野口勇的考察可窥，借助《丹青诀》电影的传播，齐白石书画不仅快速走出国门为更多日本文化精英阶层所接受，而且冲出亚洲为欧美公私藏家所关注。同时，齐白石书画也为欧美艺术界领悟大朴不雕的东方艺术精神提供了一条顿悟之径。

1956年苏联美术家协会访华考察团与齐白石交游考——再论苏联美术家对中国画的理解

（陈都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演讲以1956年苏联美术家协会访华考察团拜访齐白石为线索，串联起相关人物的美术作品、著作、报刊，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美术家如何理解齐白石及其艺术，也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创作中国水墨画，以及如何运用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画。由此，挖掘出一条中苏美术交流的暗线，使我们可以从中国美术对苏文化输出的角度进行思考，即苏联的造型艺术并不与中国画本体语言相冲突。

胆敢独造——齐白石山水画中的太阳图像研究

（张瑞娜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文人在山水画中似乎习惯性回避太阳，偶有日象，也常以云霞状之。中国画的学习向来讲究师古而后创新，齐白石的山水画学习成长之路也不例外，他的作品脱胎于传统而后自成新貌。然而，令人好奇的是，齐白石的山水画并不存在传统的重月轻日现象，我们在他各时期的山水作品中几乎都能见到太阳符号。本文回归齐白石山水画图像本身，试图通过解读齐白石山水画中太阳这一元素的渊源、内涵及形式特征，由此以小窥大，审视民间美术、文人山水以及自然造化在齐白石山水画艺术形成中的累积叠加效应。

最喜闲游是少年——齐白石与两广远游

（奇洁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研究员）

1905年至1909年，齐白石多次前往两广地区远游。两广远游在齐白石的山水画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远游写生创作促成了齐白石自我绘画理念的觉醒，最终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山水画模式。同时，两广远游也体现出齐白石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接纳中西文化视野的格局，这也奠定了他的艺术创作道路始终在求新求变、不落窠臼的基础。

齐白石《万竹山居》 102.5×49.5cm 纸本设色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白石印草》“甲戌本”研究

(吕晓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1933年至1934年间，齐白石为川籍弟子罗祥止、余中英演示篆刻刀法，将家藏的300余方印石全部刊刻，其中191方印章辑为《白石印草》“甲戌本”，其中一套原钤印谱后由刘淑度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套印谱的发现，为收藏在北京画院的百余方无年款印章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也见证了齐白石与两位川籍弟子的师生情。演讲还通过齐白石、曾默躬等人为《祥止印草》作的序言，为研究齐白石与弟子罗祥止的交往提供了新的线索。

天津博物馆藏齐白石篆刻作品初探

（卢永琇天津美术馆研究馆员）

天津博物馆收藏齐白石各类作品几百件，其中篆刻作品和印蜕共13件。除去3件疑似赝品，演讲对10件篆刻作品进行整理刊布，特别是首次发现的齐白石篆刻尤为重要，以期丰富齐白石篆刻研究的资料。

《视道如华》齐白石 1917年

辽宁省博物馆藏齐白石篆刻简介

（张书慧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辽宁省博物馆与齐白石有着深厚的渊源，除了大量收藏齐白石书画，还征集到了胡文效、齐子如等收藏的齐白石篆刻作品，并购入了多种齐白石篆刻印章等。这些藏品涵盖了齐白石篆刻艺术的多个阶段，包括早期摹刻阶段、“衰年变法”完成阶段、巅峰阶段，以及晚期。此外，还有原钤印谱等。演讲以齐白石的篆刻历程为线索，尝试对这些齐白石篆刻作品进行介绍，期望能为学界和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齐白石印《何要浮名》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纪年印考

（张德斌新华通讯社《中国证券报》高级编辑）

齐白石所刻印章中有一批独特的纪年印，包括岁数印、干支印两大类，其主要功能应是钤盖在书画作品上，起到类似年款的作用。由于齐白石曾经听信算命先生之言，给自己虚加两岁，这给研究者通过纪年印辨识其书画作品创作年份增加了难度。同时，其虚增岁数的实际情况远较目前学界所揭示的更为复杂。此外，对于这些纪年印的刊刻时间、边款的释读，以及钤盖这些印章的书画作品的创作时间判定等，还存在一些误区。演讲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与考订。

个个毋忘念此翁——齐白石与胡佩衡、胡橐父子交谊考略

（刘轶丹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在齐白石的友人中，胡佩衡（1892—1962）是不容忽视且非常重要的一位。二人交往遍及艺术与生活各个方面，胡佩衡更是为宣传推广齐白石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胡佩衡之子胡橐（1925—1995）拜师齐白石后，跟随老师学习十余年，将两家交情延续的同时，与父亲一道为弘扬齐白石艺术做了大量工作。演讲者通过拜访胡氏后人，查找、挖掘第一手资料，还原史实，钩沉齐白石与胡氏父子交游脉络，充实、填补齐白石与胡佩衡研究中的空白。

齐白石墨梅北京画院藏

浅析1954年辽宁省博物馆齐白石画展筹备过程

（袁芳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演讲以1954年辽宁省博物馆（前身为东北博物馆）为齐白石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个人展览相关档案资料为主要分析对象，深入发掘辽宁省博物馆与齐白石之间的渊源，并整理出与齐家交往频繁的收藏家相关记录。1954年的齐白石展览，不仅为辽宁省博物馆和齐白石之间构建了桥梁，而且间接促成了70年后，即2024年辽宁省博物馆举行的齐白石特展。本文通过进一步研究相关藏品和1954年展览资料，探究齐白石艺术创作中的理念与情怀。

“留得齐名满华夏”——1958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地齐白石遗作展史事考略

（郑春光北华大学助理研究员）

演讲结合相关报道、文章、影像、物件，考证了1958年齐白石遗作展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举办的情况，并通过“齐思妙构誉京华”“津沽犹有思齐翁”“沪申再睹璜公作”“众芳所在忆白石”“故交新识著文章”五部分内容对展事规模、参观人数（次）、参与层面、社会反响等史实进行析述，从而得出展览成为当时“国家文化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齐白石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代表，并于其后六十余年在民众中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有影响力的“群众型大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