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在复旦举行，探讨信息过载、内容失真等挑战

智能传播的兴起，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构建一个多元共治的传播体系，以应对信息过载、内容失真等问题的挑战，亟待新闻传播学界探讨。

11月16日，以“智能传播与国家治理”为主题第九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8位具有创新理念、前沿思维、丰硕成果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围绕智能传播时代下多元共治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框架进行探讨。

“多学科融合发展，才能深入剖析智能传播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开幕式上，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表示，此次论坛的每个发言主题都是跨学科的前沿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应对智能传播时代的现实问题。复杂社会环境下，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具意义和价值。近年来，复旦发展研究院从国家发展动力等研究议题出发，着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基于发展、治理、安全等维度开展理论、实证和智库研究。他期待，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能从学科前沿出发，推进跨学科研究，带来更多理论和智库成果。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张涛甫指出，本届论坛不仅是对过去传统的继承，更是面对新时代需求的一次重要探索。他表示，当前新技术快速迭代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治理面临智能传播带来的全新挑战。从最初的互联网传播，到如今的智能化传播，新兴技术的快速迭代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媒体生态，也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不断奔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变化中的世界。”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主持开幕式。他介绍，中心长期开展中央部委重要调研课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十多年来，中心连续开展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重点聚焦青年网民社会心态，与社会学等学科团队展开跨学科合作，每年发布研究成果，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还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合作出版《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发展报告》蓝皮书。后续，中心将继续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智库成果，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史安斌回顾了中国国际传播的模式演变。他认为，从以机构为中心的“中国媒体走出去”到“平台出海”的新一轮扩展，反映出从国家治理到国家战略的转变，智能时代有望出现“数智华流”的新可能。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并未有效促进国际传播，而是部分加剧了世界权力体系的不公。因此，打造中国的叙事自主体系尤为重要，应当建立自主跨国数字基础设施，重点构建话语体系，形成一个共有意义的整体性框架，真正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困境。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吴瑛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出发，聚焦国际舆论格局的演变和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阐述怎样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效能、增强面向Z世代青年群体的传播效果，深入探讨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脉络和发展路径。“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现代化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在国际传播中需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故事，从文明对话中实现更加平等的互信与交流。”

“信息现代化不仅包括高效的处理和动员能力，更是推动媒体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朱鸿军结合自己对全国数百家融媒体中心的调研经验，探讨信息现代化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媒体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各级融媒体中心都应跳出“媒体办媒体”的思维，进行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反思与重塑新闻真实？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晓静围绕新闻内容形态、生产主体与传播渠道多元化，分析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等技术问题对新闻真实性的冲击。“新闻真实性的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需要统筹协调。”通过梳理人工智能时代与新闻真实性有关的概念和研究前沿进展，她强调“报道真实”与“信任真实”的双重概念，并从媒体、政府、平台、公众与大模型五个维度探讨未来预防虚假信息、增强新闻真实的可能路径。

媒介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风险扩散视角，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钟智锦从多个网络事件出发，分析舆情事件风险、风险信息扩散、风险的社会放大之间的运作机制和传播规律。“在多重突发事件中，媒介是传播突发事件信息的平台，是影响和塑造群体心理的工具，也是治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手段。”她和团队基于实证研究分析，在传统的“风险的社会放大”基础上提出“风险的社会扩散”，突出强调风险应对的得当与否对社会的影响。

“媒介考古学主张，历史并非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呈现出一个多层交织的空间状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唐海江以媒介考古学为方法，分析西洋镜这一媒介形态在中国本土的衍变。“西洋镜作为感知和体验的媒介，具有自身的特征和演变脉络，它通过制造幻觉，推动着中国观看方式的现代转型。”在他看来，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于中国媒介史的理解，也与当前虚拟现实环境下的媒介操作有着对话空间，体现了媒介考古学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老龄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积极老龄化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参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分享了智能传播生态和中国语境下开展积极老龄化传播的意义。此前，相关研究多围绕“老龄传播”和“银发传播”等概念，局限为老年群体的狭隘话题。实际上，老龄化传播应当被视为一种宏观的基础结构和持续的动态过程。智能媒体在积极老龄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多重角色，也能促进代际间的相互学习和文化交流。

作为最后一位演讲人，张志安教授从多个层面剖析了平台研究的核心问题，提出关于平台社会、平台化、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经验考察和学术反思。他聚焦中国语境中的现实问题，结合网红文化、平台新闻业与平台治理，阐释了平台作为隐喻的复杂性与多义性、互联网平台研究的中外语境差异。“平台研究必须扎根于复杂多维的中国经验，同时秉持同理心与谦逊的态度。”他建议大家，在这一领域深耕，直面平台研究的中国逻辑、追求本土阐释的学术创新。

论坛总点评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指出，目前治理主体和对象的高度多元化和显著差异性让我们反思，基于中国现实的研究应更关注具体问题。在她看来，传统西方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立足于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探索更加贴合本土实际的理论框架。“保持不被轻易规训的可能性，保持自由奔跑的可能性，保持与时代的密切关联，应是作为新闻传播学人的不懈追求。”

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协办。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国内第一家以“传播与国家治理”为方向的研究机构。中心整合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力量，以建设一流的新型高校智库为使命，围绕传播与国家治理相关重大课题开展系列研究，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运行提供全方位、战略性、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