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进路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道路是战略问题，那么，进路则是战术和策略问题。道路是方向性、原则性和根本性的，具有长远的历史性影响和深刻的全局性意义。道路决定之后，进路就成了道路实现及其成败的关键，是道路得到切实有效地贯彻落实的过程保障。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既要解决道路问题，也要解决进路问题。与“道路”相比较，“进路”作为一个悠远而弥新的古汉语词汇，一直以来人们较少关注和讨论。屈原 《怀沙》 有“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之句。梁启超也在 《清代学术概论》 中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对于“进路”一词，金开诚先生校注为“前进的道路”，胡念贻先生则释为“向前赶路”之义。
概言之，进路作为前行的路径，概指事物发展演进的方向和途径，具有形而下的具体实在性。进路重在解决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过程通畅、安全到达，形成通向目的地的循环链条和保障机制。而且，通向目的地的进路往往是多条线路和多个站点。从实践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在下行落实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政策规定有十分，落实到位不充分”，有损耗、衰减甚至梗阻的现象，难以打通政策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为此，需要解决“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关系问题，锚定通向目的地的方向和路径，突破堵点、卡点和断点，加强对“站点”和“时程”的过程管理和监控，使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转化为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进路。这种由道路向进路的转化，将大大拓宽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问题域。
诚然，“现代化”在中国的最初出场，就作为一种“救国之道”，并以一个学术词汇逐渐融入社会具体领域，其中就包括“教育现代化”（陶行知先生于1935年最早提出）。与之相应，教育现代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及教育发展的未来图景，从一开始就置身并发生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境之中，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掣互动。在中华民族图强复兴的道路上，教育同国家的命运改变紧紧联系在一起，经历从教育救国、教育兴国再到教育强国的跃迁，并伴随着教育现代化道路和进路的跌宕改变，以此支撑国家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新飞跃。在此历程中，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也驱动着教育现代化，不断提升教育现代化内涵和水平。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研究既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语境演绎形成的问题域，也是教育现代化在中国国情和制度下必须解决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课题。它既需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也要充分体现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元素和特质。如何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支撑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不仅需要研究教育现代化的共同趋势和一般规律，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制度本质，研究确立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而且需要探索形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更加明晰和可操作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路。
具言之，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和进路探索已然历经百年有余。早期教育现代化探索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之际就已开始。五四运动后，“教育现代化”概念初步形成和得到使用，且多以“西化”“欧化”的教育思想、制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为范本，以“西化”“欧化”为其进路。在此之下，早期的教育现代化试图通过培养人的现代精神来促进社会改良而不触及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救国”之路，终究成为一场幻梦，无法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简称“新中国”） 成立以来，经历从全面“苏化”到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前者，一方面以批判民国时期各种“西化”的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进路，另一方面则以全盘引入苏联教育模式作为教育现代化的进路。后者则更多是以教育革命、思想改造和政治斗争为进路，导致教育现代化进程一度中断。在经历与世界教育现代化潮流相隔断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改革开放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同时，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被提到“两个必须”战略高度。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实现教育的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确立下来，教育在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实现自身现代化，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此后，国家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现代化开始走向“兴国”的发展道路。相应地，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人才为进路，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横亘在人才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之间的招生考试制度，以考试分数实现教育分流和社会成层，由此带来以升学及以“跳龙门”“改变人生命运”为目标的片面应试教育。同时，现代化带来的城乡、区域和阶层分化，也使教育现代化面临教育公平的现实挑战。随后，党和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进一步重视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构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提出：到 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相应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和改善教育民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现代化的新进路。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现代化随之走向“强国”的新历史阶段。《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根本前提下，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扎根中国、融通中外，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目的，擘画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图景和战略进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转换，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此语境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先导。没有教育现代化，就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既有着超越不同国家和社会情境而殊途同归的趋同性一面，又表现出对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体结构的依附性一面。换言之，教育现代化置身并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境之中，又有着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发展逻辑。如何在这种趋同性与依附性、外在制约性与内在规定性之间寻找一种张力平衡，形成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进路，扎实而全面实践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教育积极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诚然，开展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路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明确教育现代化的全局定位、制度逻辑、价值旨向、体系建构，这不仅有利于在学理上加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论建设，积极回应人们对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增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价值自信，也有利于促进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丛书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为论域，力图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路进行理论探讨和问题研究，从四个具有各自主题又相互支撑和关联的视角出发，即从战略定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教师队伍等四个论题，开展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路的系列研究。
第一卷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定位进路》，包括历史研究、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四个部分。历史研究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从部门性定位 （服务于政治或经济、或文化、或民生） 到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教育、科技、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全局性定位发展历程，论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形成进路。理论研究在学理上探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路向、路径和路基问题，服务国家发展与服务民生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构建人生出彩的教育机会共享机制等问题。政策研究深入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具体问题域，研究教育利益定位、政府职能定位等问题。三者逐步递进深入，从顶层设计通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实践研究则进一步进入教育领域内部，深入研究如何通过教育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将利益实现与价值导向相结合、教育发展动力激发与压力纾解相结合，形成国家富强和人人享有出彩人生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之路。
第二卷 《基础教育现代化的筑础进路》，包括基础教育现代化目标研究、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义务教育专题研究、基础教育现代化理论研究五个部分。基础教育现代化目标研究从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宏观视角，探讨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制度框架和服务属性，将利益共享、民生为要落实和贯彻到基础教育具体实践。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式基础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等理论和政策问题，着重探讨现阶段基础教育如何依据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期望跃迁，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保障和增强义务教育的普惠性与公益性。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系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顶层设计的演进历程，聚焦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实施路径，探讨如何从基本制度实现基础教育改革的根本性突破。义务教育专题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展现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着力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基础教育现代化理论研究进行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旨在回应基础教育现代化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第三卷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挺膺进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龙头引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高等教育的挺膺担当。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实践主体的价值选择，是道路实践及其理论自觉的互动生成物。本卷主要论及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大学生发展、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教师教育变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高等教育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中的挺膺担当，需要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规则、理想和信念进行理论概括，彰显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自觉。在此基础上，对高等教育与大学生发展、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聚焦高等教育的一个具体领域——教师教育，探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如何服务农村教育、如何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以及专业结构调整等实践问题。
第四卷《教师队伍现代化的理实进路》。著名现代化研究学者英格尔斯提出，现代化须先化人后化物。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弗·鲍利辛柯夫指出：“教师的现代化始终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因此，消除普通学校教师的职业培训中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当属重中之重。”①教师专业化既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重要途径之一。我国教育现代化正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并将期待的眼光投向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教师。本卷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为目标，从历史和比较入手，形成教师队伍现代化特别是与之因应的教师形象的理论认识；从政策进路、伦理进路和专业进路三重视角，对教师队伍现代化的实践推进相关论题进行探究，旨在通过理实互构的进路对教师队伍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进行学理回应。
丛书是作者这些年来开展教育现代化相关研究所取得一些初步成果的整理与集成，多数是此前公开发表过的，也有一部分系本书首度发表，其中有些内容是与团队成员或研究生学生合作完成的成果。它们在各自篇章中都有自己的逻辑，整理过程中根据主题的相关性进行分卷，并在各卷中根据内容关联性聚焦形成若干个问题领域，构建一定的体系逻辑和整体样貌。相关研究的整理与集成，旨在促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知识供给、话语建设和学术传播，增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支持。作者深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时代凸显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宏大课题，本丛书所呈现的研究思路和初步成果还存在局限，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为丛书作者阮成武的总序，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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