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日，联合国驻华救济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中国分署的负责人艾格顿（Glen E. Edgerton）致信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感谢他对联合国救济工作的支持与合作，尤其感谢陈诚就保护救济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发布的“严格指令”。这道指令附在陈诚3月27日的来信中，标明“秘密（Secret）”，由陈诚亲自签发。该指令发给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驻徐州的顾祝同、驻郑州的范汉杰，以及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10位高级军官，要求他们保护救济行动安全。
然而，就在4月2日这一天，运送联合国救济物资的“万善”号轮船在山东石臼所港，遭到空袭，致船上多人受伤。其时，国统区的多家报纸对该事件均有报道，然而这些报道语焉不详且所述互异。作为当事方，联合国在纽约总部档案馆中保存着当时形成的相关文件。其中，题为“石臼所事件——袭击联总船只”（Shih Chiu So Incident — Attack on UNRRA Vessel）的文件夹，存有当时的信件、电报、无线电记录稿、备忘录等文件。这些联合国档案，让我们能够澄清该事件的经过，并对来龙去脉有更深入的了解。
联合国藏“石臼所事件”文件夹封面
联合国藏1947年3月27日陈诚签发命令首页（英文副本）
“万善”轮遇袭
1947年4月3日，国统区多家报纸报道了前一天的“万善”轮遇袭事件，但均未说飞机从何而来。《前线日报》的标题，写有“万善号”“遭不明机袭击”字样；《益世报》文中的袭击者为“身份不明之飞机一架”；《新闻报》的叙述是“万善”轮“被飞机一架轰炸及机关枪之扫射”。艾格顿在同一天致总部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袭击“万善”轮的是“国民党飞机”（Nationalist aircraft）。在4月4日发给总部的电报中，艾格顿引述了袭击事件亲历者、“万善”轮加拿大籍大副海宁（W. D. Haining）的目击称，袭击飞机为“两架单座战斗机”（two single seater fighter planes）。
海宁在报告中描述了事件的经过：1947年4月2日9时25分，两架单座战斗机在约2000英尺高度，绕“万善”轮盘旋一周后，从船尾中部俯冲而下。飞机投下2枚炸弹，但落入水中并未爆炸，同时使用20毫米机炮扫射船只，船长和他本人被击中受伤。第二次攻击中，两架飞机用机炮扫射船尾和舰桥，中国籍的舵手和其他2名船员受伤，船的厨房和上层建筑的舱壁留下了一些弹孔。随后的第三次攻击中，两架飞机从前到后扫射了船只，并在右舷后部附近投掷了3枚炸弹，他本人和舵手被爆炸气浪震飞。接着，两架飞机从船尾飞回来，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但船长操纵船只闪避，炸弹落入船旁水中未造成损害。大副海宁受伤较轻，按船长指示，他将“万善”轮驶往青岛港的检疫锚地停泊，等待上海方面的进一步指示。
艾格顿在4日的电报中，报告了伤员和船只的情况：“万善”轮遭轰炸后，伤员被送往青岛接受治疗。“万善”轮的英国籍船长李威廉（R. B. Lee）左膝复合粉碎性骨折，将导致永久性残疾，预计住院时间约为8周；大副海宁右腿受伤，需住院几天；中国籍的3名船员中，舵手左腿复合粉碎性骨折伴大面积伤口缺损，需长期多次住院治疗，但可以在4至6周后转移至上海；另2名船员分别为左腿肌肉受伤和右胸受伤，均需住院1周左右。“万善”轮右舷明显受损，船只上层建筑舱壁有20毫米机炮弹孔，但货物完好。
“解放区救济计划”
石臼所港，即今日山东日照港的石臼港区，当时是中共解放区的港口。此次“万善”轮载运救济物资前往石臼所港，是联总“解放区救济计划”的一部分。3月27日，陈诚签发的命令中，要求各地驻军保护的救济物资运输路线，包括“从上海经水路到达烟台、石臼所和羊角沟”。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二战期间同盟国首脑创设的国际救济机构，专事轴心国军队占领区战争灾难的救济，待战后联合国体系成立，联总也加入其中。为对抗轴心国的“种族主义世界秩序”，联总决议声明：“善后救济物资之分配，应一视同仁，不得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在任何情况下，善后救济物资及服务，不得利用为政治或军事之工具”。日军投降后，联总在中国展开救济行动，救济范围为原日占区省份，包括其中的解放区。按照联总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协议，联总将救济物资运入中国后，交由特设的中国救济机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负责储运和分发。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机构，行总未遵守“一视同仁”的救济物资分配原则，这引起了中共方面的强烈抗议。
1946年12月10日，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信联总署长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Guardia），抗议中国解放区在联总物资分配中遭到歧视性待遇。信中称：联总在中国的救济物资“未能对解放区之一万万四千万人民进行公平之分配”，“运往中共区者不足百分之二，黄河堵口工程虽系大部在中共区进行，然派往解放区之物资及金钱的属极少数。”“吾人请求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应在中国尚未分派之物资中，取得公平之一份，在联总之中国预算之剩余部分中，应得公平之物资分配。”
1947年2月，联总副署长杰克逊（Robert G. A. Jackson）访华，解放区救济物资分配问题是此行的重要议程。逾半月的行程中，杰克逊会见了蒋介石，及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等政要，视察了青岛、天津、北平、开封、徐州等城市。2月26日，杰克逊结束访问离开中国。2月27日，全程陪同访问的艾格顿致信行总，说明杰克逊设定的3月份向解放区装运15000吨救济物资的目标，即“解放区救济计划”。
“万善”轮事件发生后，艾格顿检讨了该计划的执行情况。4月3日，艾格顿致总部的电报中说明：“3月份行总向共区装运了约14000吨物资，达到了目标的93%。尽管截至3月31日，70%的物资是当月最后一周刚发货，37%的物资尚未送到共区。”然而，由于国民党飞机于4月2日在石臼所港袭击“万善”轮，“两艘载有2000吨货物驶往共区的行总水运大队船只改道，假设其他5艘船只能在共区安全卸货，也将比目标少了3000吨。”艾格顿“高度赞扬”了负责运作项目的人员，同时认为国民党政府“没有意愿在共区分发联总物资，也不能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免于伤亡提供合理有效的保障”。
“意外”，还是“奉命阻挠”？
4月4日，联总驻南京的联络官致电艾格顿，简述了自己面见陈诚的经过。他收到的回复是“深表遗憾”（Deep regret expressed），以及提供“识别信号弹”（identification flares）用来帮助飞机识别救济船的建议。4月23日，陈诚代表蒋介石致函联总，称“万善”轮事件是“中国飞行员由于心情紧张而未能验明船只身份，致使救济船遭受意外攻击”。
对“未能验明船只身份”的解释，联总官方没有反驳，联总的职员早已料到且提出了抗议。4月4日，60多位联总驻华外籍职员集会，抗议救济物资分配中对解放区的歧视，集会发言人称“万善”轮事件是“公开的武装袭击”，随后国民党政府会做出“无效的道歉，并向军方发出与联总‘合作’的命令”。中共方面同样认为该事件是国民党方面蓄意为之，目的在于阻止物资运入解放区。1947年4月3日，负责与联总、行总联络的中共代表伍云甫和林仲致信艾格顿，指出“这次袭击是蓄意恐吓联总和行总，目的是阻止救济物资运入共区”。“他们采取了这种犯罪手段来终止物资供应计划”。
联总职员和中共方面都指出，这已不是第一次此类船只遭遇空袭。1947年2月6日，“万庆”轮载运救济物资同样由上海前往石臼所，尚未抵达即遭到轰炸。船只未被击中，但“为安全起见”，该轮未停靠石臼所，而是驶往了青岛。需说明的是，“万庆”轮与“万善”轮为同型号的退役军用运输舰，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大量生产的一种郡（County）级坦克登陆舰（Landing Ship，Tank；LST），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联总出资购买了数艘此型舰只，交与行总用于救济物资运输，解放区并没有这种舰只。
1947年2月10日，董必武致信艾格顿，“正式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载有联总/行总救济物资”的“万庆”轮。董必武指出，中共方面觉得“似乎奇怪的是，前往青岛或国民党港口的坦克登陆舰并未遭到轰炸，这些坦克登陆舰与前往石臼所航线相同。因此，只能得到的结论是，国民党空军事先得知这些物资是供应解放区的，并奉命阻挠。我们进一步必须相信，国民党空军和国民政府知道，这样的行动会将联总和行总置于关闭烟台和石臼所这两座中共港口的境地，因为存在危险和不安全的因素。事实上，无法保证计划中的新路线会比现在关闭的两座港口更少危险和不安全因素”。“万善”轮遇袭后，中共方面再次被告知“将来运往共区港口的物资将停止或改道至天津”。然而，伍云甫等随即指出，开辟天津路线的“谈判已进行了近两个月”，“但尚未通过该途径运送任何物资”。
“没有货物，重复，没有货物在石臼所卸载。”这是艾格顿在4月4日致总部的电报中，就“万善”轮遇袭事件最后所说的话。这正是国民党方面冒天下之大不韪，轰炸联合国救济物资运输船想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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