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与上海之间——徐熙春的生命轨迹及其意义

放在我们面前的《遇见徐熙春：在江南与上海之间》（现代出版社2024年），是根据徐建新先生提供的家族资料，经作者陆轶隽搜集文献、查寻背景、考证事迹，以第三人称写成的纪实作品。这部作品的起点是一部家族史，原本并不一定需要承担诠释城市崛起、时代变迁的职责，但是徐建新先生和作者陆轶隽以及近几年围绕着青浦思葭浜徐氏历史研讨而聚集起来的学人们是一群有着社会关怀和史学素养的合作者，他们愿意把这部家族史作品扩展开来，叙述为一部长江三角洲人民的创业史，以反映江浙民众汇入上海的城市生活史，以及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近代历史，即一部能够超越个人和家族的公共史。正是在这个管窥蠡测的意义上，这部徐氏家族史表现出了大上海“从江南来”的一面，对于我们理解这座大都市的近代生活有所裨益。

《遇见徐熙春：在江南与上海之间》，陆轶隽著，现代出版社2024年版

经过广泛搜寻，我们大致了解了徐熙春的生平简历。一八八五年，徐熙春出生于青浦城厢镇一个累代业儒、兼而悬壶的耕读之家；一八九八年，青浦人跨县到上海“学生意”的风气已成，徐熙春和哥哥徐桂舲一起到上海法租界永安街的烟丝店当学徒；一九一五年，徐氏兄弟经多年经营，在永安街上开出了自己的烟丝号信孚泰；一九一七年，徐熙春被推举为青浦旅沪同乡会会计员，开始参与慈善事务；一九二〇年，徐熙春担任“南市”民国路商业联合会干事员，进一步参与社会公义活动；一九二四年，北洋直皖两派在上海附近发生“齐卢战争”（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争夺淞沪之战），徐熙春发起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赈济难民，疗护伤员，掩埋死者；一九二八年，徐熙春的商业扩展到出版业，在公共租界山东中路开设美新公司，经营油墨和印务；一九二八年，徐熙春带领青浦红十字会在城厢镇疏浚河道，修筑路桥；一九二九年，上海法租界商界联合会抗拒公董局不当收税，徐熙春担任主席团成员领导抗税运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战、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期间，徐熙春先后两次率领青浦红十字会投身战场救护，活人无数；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和江南地区的战后重建中，徐熙春筹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这是一所江南地区少见的有内科、外科、妇科的现代医院；一九五一年，徐熙春被青浦县人民政府评为“开明绅士”；一九五八年，徐熙春辞任青浦红十字会会长职务，同年美新公司经“公私合营”并入中国油墨厂；一九六五年，徐熙春因胃出血等病症不治，在广慈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去世。

徐熙春一生的八十年，时间上介于清朝的洋务运动到新中国的公私合营之间，空间上处在江南的青浦与大都市的上海之间。从清朝到民国，以至新中国，中国由乱至治。同时，这也是长江三角洲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最为剧烈的年代和地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徐熙春都有参与。徐熙春并不是一个领袖式的风云人物，也没有留下叱咤风云的文字、演讲和报告，但是他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和商人同样也见证和参与了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徐熙春的社会贡献局限在社区群体和家乡地域，他一生的功绩或许并不出奇，但是他从江南到上海的生命轨迹代表了长江三角洲民众在上海开埠后艰难转型的典型历程，非常值得述说。

“墨菲观察”：长江三角洲与上海大都市

明清时期，上海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南直隶江苏省东南滨海地区的松江府。这座因“开埠”崛起的大都市是十八世纪的区域经济中心，史称“吴越文化圈”的“南吴壮县”“江海通津”。青浦和上海相邻，同属松江府，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设县，其地域为云间故土，西乡原在华亭，东乡曾属上海。乾隆年间“漕运”改为“海运”（又称“海漕”），上海第一次“开埠”，黄浦江边十六铺一带兴起为“东南都会”，青浦南境与吴淞江平行的一条“漕溪”（漕运通道）便成为江苏、浙江交界地区人民自西向东进入上海的孔道。江南人民驾大小船只，沿清澈、宽阔的漕溪，经过金泽、商塌、朱家角、青浦、七宝等商业巨镇，进入上海。每年有数百万担的“漕粮”，不计其数的“贡品”，在黄浦江十六铺的十里港区卸装入舶，扬帆出海。

十六铺

研究十九世纪“五口通商”的学者，通常都强调外贸、外资、外侨和外来制度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是以英、美、法侨民创立的租界体系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只说“欧风美雨”，不讨论江南人民在上海近代大都市崛起中的作用，也是偏颇的。研究上海问题的地理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1919-2012）在谈到“上海与中华”的关系时说：“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既是由外国人创建，同样也是由中国人创建的城市。”墨菲教授引用上海开埠五十周年（1893）时英文《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的纪念文章：“大量中国股本不但投资在纯粹中国商行，而且也投资在外商设立的、在国外管理处控制下的洋行。某些洋行的股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系中国人所有。还有本地银行、钱庄的存款，绝大部分也是中国人所有。”华人从江南和华夏大地来到上海逃避战乱、拼搏奋斗，生存下来后又艰难创业，参与建造了一个异样、新颖或曰“摩登”（Modern）的上海，而西方学者看到了“十里洋场”下的华人主体性。

“五口通商”以后，东印度公司的“冒险家”们经孟买、加尔各答、爪哇、马六甲、澳门、香港的分行分号，一路上集结起来，向上海进发。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公布开埠令，大小舰船从吴淞口鱼贯而入，看中了这里充分的资源，即廉价的货品、广阔的市场，以及乐于下海经商的氛围。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商人中流行一句话：“到上海去！”“上海，你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大家到上海去啊，那里鱼多水又浑，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子。”不过，外国“冒险家”的说法，忽略了华人参与缔造大上海的事实。明清时期的上海，早已不是“一座小渔村”，也不是宋元时期的“三等小镇”。雍正八年（1730），清朝把苏松太道署从太仓转移到上海，江南地区的兵备（军事）、关榷（海关）、漕运（运输）事务都在此办理。上海有跨县、跨府的管理职能，“江海关”是沿海重要枢纽。作为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上海的产业类型已经超出一般县份。据东印度公司调查船“阿美士德号”情报官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1802-1881）一八三三年的报告，“上海的地理位置，早已使它成为一个规模宏伟的中外贸易城市”。按胡夏米的报告，当年七月每周驶入上海港的平底帆船（沙船）共四百艘，每艘载重量在一百至四百吨之间。墨菲教授用这个数据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伦敦每周入港五百艘（平均每艘容积158吨）相比较，认为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世界主要通商口岸之一”，是一座与十九世纪的世界第一大港伦敦比肩的“东方大港”。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美]罗兹·墨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墨菲教授的地理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学者们对于上海在明清江南经济、在沿海南北贸易之定位缺乏准确判断，认为上海本来是个“小渔村”的说法就是一例。墨菲教授提醒学者们研究上海崛起原因，在强调外资、外侨和外来制度独特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上海本土、江南腹地和中华幅员的重要性。按墨菲教授观察：“上海在中国这块土壤异常肥沃，雨量相当充沛的三角洲顶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样的一座大城市确实是不可能在别处产生的。”墨菲教授的方法论是把现代上海放在长江三角洲内研究，从三角洲看大都市。墨菲教授看到了一个隐蔽现象，即上海的现代性，是向外突围的华夏文明与全球扩张的西方文明之间的一场“双向奔赴”。中西文化相遇之后的冲突、摩擦和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会通与融合，是上海现代都市的发展环境。我们把墨菲教授提示的这个现象，称为“墨菲观察”。

“从江南来”：上海大都市汇入华人主体

“墨菲观察”从长江三角洲的地理因素讨论现代上海的崛起，与我们研究江南文化与上海文化之关系异曲同工。从中西方文明的“双向奔赴”来看，既然有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到上海去”，那么也就有内地士、农、工、商业者们“从江南来”。“从江南来”，这个观察视角研究本地区民众进入开埠后的上海，与外侨商人竞争、合作与融合，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上海文化。上海在二十世纪崛起为“国际大都市”以后，其西化的市政外貌与江南各城市、市镇和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巨大反差，那时的人们惊诧于“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却没有看到它也是三角洲市镇繁荣的延续，忘记了它还出自江浙毗邻地区的母体。人们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崛起的原因，归之为华南地理、外来制度和粤民风俗等共同要素的合力，而同样的方法用来分析十九世纪上海的崛起会更加有效。

“墨菲观察”注意到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既有全球外商“到上海去”，更有长三角华人商人群体“从江南来”。在江南和上海之间，研究长三角市场、原料、经济和文化对于大上海的支撑，以及现代化的大上海对于江南传统社会的影响和改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对于长三角资源对大上海发展的正向关系，墨菲教授观察得非常仔细。但是，墨菲教授对上海的现代制度没有反向地影响江南传统社会，则有巨大的困惑。他发现：“即使在1941年，仍然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任何一幢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

1870年前后的外滩

墨菲教授所称的江南和上海之间“戏剧性的边界”并非虚构。当时在上海西郊徐家汇、龙华地区仍然有大片水稻、棉花农田，与外滩摩天楼成为对照。但是，墨菲教授的这个观察存在缺陷，他是基于市政设施和地理地貌的比较而有此印象。如果深入考察市场、产业、就业和人口结构的内部形态，人们会发现即使远在五十公里以外的青浦，也有不少来自上海的“现代化”辐射。举例来说，一八九五年，青浦最大市镇朱家角开辟了轮船招商局码头，行驶汽轮，成为太湖流域内河航运中心；一九一一年，商人马幼眉（变法家马建忠之子）在朱家角镇投资建造光华电灯公司，用于路灯照明和脱谷碾米，开始了农村电气化。清末民初，“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种种细节，便是以人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潜滋暗长地在大上海和长三角之间相互渗透、双向作用。

在江南与上海之间寻找“现代性”的历史踪迹，我们可以借用青浦思葭浜徐氏的家史来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看徐熙春这个青浦人身上的传统经济、文化、习俗和礼仪，如何在工商业大都市上海发生现代转型；另一个就是看徐熙春把在上海习得的现代制度，如何反向地辐射和传播到青浦家乡和长江三角洲地带。我们看到一系列典型的转型特征在此发生，江南的宗族制度，在上海转型为都市化的家族关系。徐熙春十三岁到永安街德隆彰烟行“学生意”，那是“从江南到上海”的转型；离弃秋松公（徐熙春祖父徐元龙，号秋松）祖传的儒业，转而习商，这是“从士绅到商绅”的转型；德隆彰做学徒，苏和太当伙计，三十而立开办信孚泰，这是“从学徒到老板”的转型；一九二〇年出任民国路商业联合会干事员，一九二五年返回青浦救死扶伤，从力营徐氏家业到张罗公共事务，这是“从家族到社会”的转型；先是加入了红卍字善会，最终决定与红十字会合作，这是“从中华到现代”的转型；在社会观念上，接受了上海大都市的现代制度，完成了“从商业伦理到社会责任”的转型。

宗族关系的近代转型：以青浦思葭浜徐氏为例

徐熙春来自青浦思葭浜徐氏家族，而青浦无疑是转型时期从江南到上海的一个关键点。青浦地处江南孔道，江苏的吴县、吴江和昆山，浙江的嘉善、嘉兴和湖州，都可以通过青浦的漕河从西面进入上海。从此意义上来说，青浦是进入上海的门户，又是承接上海辐射的第一站。实际上，上海郊区民众移住大上海地区，有一个区别于江南其他地区的特殊现象。江南地区如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的客人至上海，都需要一天以上的水路航程，因不能经常返乡，只能定居下来，一心做“（新）上海人”。青浦到上海的航程适中，航船当天来回，“离土不离乡”，在家乡和上海之间两头经营，保持着青浦和上海人的双重身份，这是一种常态。清末民初，朱家角、金泽、商塌、白鹤、练塘、盘龙、七宝等地大量镇民、农人到上海谋生，赚钱以后回青浦修建老宅，赓续家族事业。人员频繁往来、与大上海接壤的青浦，以及宝山、川沙、奉贤、南汇、嘉定等县份在接受现代制度改造方面，密度和强度高于江南其他地区。在青浦朱家角镇，我们看到轮船招商总局开设的码头，邮政总局分设的支局，还有镇民们自办的报刊《薛浪》《骊珠》《珠溪报》，以及模仿上海近代制度的商会、救火会、自治公会、红十字会……

《薛浪》创刊号

明清江南市镇向上海现代制度转型并接轨，大上海近郊的江湾、吴淞、法华、龙华、真如、七宝等镇非常明显。青浦城厢镇及朱家角镇地处远郊，但“现代化”的冲击一点不弱，各种制度的转型势在必行。思葭浜徐氏从青浦城厢镇迁居法租界永安街，是江南宗族转籍上海都会的一个普通而典型的案例。徐熙春兄弟俩到上海“学生意”后并未迁籍，而是终身保留青浦人的身份；娶妻生子都留在家乡老宅，徐氏就在生意和抚养两头奔走。后来，为了子女教育和财产安全，徐氏才把全家迁居上海。在上海置产之后，也是修老宅房屋，为老家着想，替故乡做事，终其一生是青浦人。处在“江南与上海”之间，青浦、宝山、川沙等与大上海毗邻的郊区县份民众都有一种原籍和大上海之间的双重身份，这在民国年间的上海郊区相当普遍。例如，前往“南市”（新开河、十六铺、城隍庙）、“北市”（公共租界）、闸北办事，他们会说“到上海去”；在大上海生活，他们又自称是“本地人”，以区别从更远地区如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宁波、绍兴，以及其他江浙、闽粤各府县迁居上海并逐渐形成新型都会身份认同的“上海人”。

徐熙春（中）与长子徐传贤（右）、次子徐渭江（左）

青浦思葭浜徐氏后裔在上海分宗立谱，表达了宗族关系“从江南到上海”的转型。一九三三年，徐熙春等在沪族人商量分谱，另立《徐氏宗谱》。这项文字工程，既显示了徐氏群体坚守青浦本籍，繁衍子孙的决心，又表达出在大上海开宗建谱，延续香火的宏大意愿。思葭浜徐氏原有宗谱，始祖追溯到明初松江府城华亭徐訚。该族于明代中叶由第三世族孙徐道训率领，从松江迁至青浦县城西郊思葭浜，因名“思葭浜徐氏”。经二百多年，思葭浜徐氏“由读书起家，游庠食饩，贡成均登贤书者，后先相望”，至清代末年已经成为城厢内外“必以为首”的青浦大家族。明清时期江南有很多徐姓望族，仅松江府内就有华亭徐阶家族（嘉靖）、上海徐光启家族（万历）、青浦徐恕家族（乾隆）。思葭浜徐氏达官贵人不多，但胜在人丁兴旺，于城厢内外“财雄乡里”，好善乐施。

《徐氏宗谱》，青浦档案馆馆藏

一九三一年，寓沪、旅沪、迁沪的思葭浜徐氏鉴于大量族裔定居上海，决定记名、别脉、筹款、编辑，分列徐氏自秋松公（徐熙春祖父徐元龙）以下各裔子弟，公开续谱，再立新谱。各裔子女仍有不少在青浦居住，但大部分已经移居上海，成家立业。新谱修撰由旅沪族裔推动并赞助，但青浦的老根依然清晰。新编《徐氏宗谱》由徐公理、徐公修编撰，两位“公”字前辈仍然居住在青浦，是清初太学生徐景的第五世孙。《徐氏宗谱》不但在青浦编辑，而且还是由“骊珠谊记印刷局”印行。“骊珠”为朱家角别称，“谊记印刷局”为当地铅活字印刷厂，显然是旅沪青籍同业人士回乡创办的公司制企业。此次续谱邀请了原民国外交总长胡惟德和青浦名绅熊启英、朱运新作序，而胡惟德慨然为序是新谱在上海“更新”的一个重要标志。胡惟德（1863-1933），浙江吴兴人，早年来上海就读广方言馆，后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担任翻译；民国年间曾数度出任外交总长。胡惟德作序或许只是一次笔墨应酬，但它也确实能够表明思葭浜徐氏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关系网络，与都市精英人士有了联系并参与其中。思葭浜徐氏源自青浦，在上海枝繁叶茂地生长，但在江南的宗族关系，并没有消失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上海，人们在努力重建宗族关系，这是一种在中国近代大都市环境下经历社会转型之后的新型宗族关系。

从行会进入社会：以徐熙春为代表的江南商人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之年，中国将发生重大制度改革的时候，徐熙春和他的长兄徐桂舲来上海“学生意”。从青浦城厢镇到上海租界仅有水路，经漕溪、蒲汇塘、肇家浜，沿赵巷、九亭、盘龙、徐泾、七宝、法华等市镇码头，进入“南市”十六铺。上海外资洋行、银行、商号和商店实行英格兰新式的管理制度，招聘员工用考试、面试测评，雇员的教育、培训和进修通常都由社会机构执行。然而，“南市”、闸北、江湾等地的华人工商业，还是用江南传统的“学生意”，带教新人入行。我们知道，明清市镇的商号、客栈、作坊、匠铺实行师徒制度，如苏州、朱家角、十六铺等地的行业分工，如铜匠、铁匠、木工、瓦工等匠作，裁缝、书画、古玩、茶楼、书场等行业，都采用师徒制带教新人。这种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工商行会的“基尔特”（Guilt）习惯法并非外来，而是长三角市镇中本有。思葭浜徐氏原本城居，对江南地区一整套工商传统并不陌生。清代初年，第十四世族孙徐景（1707-1802）入居青浦城里，耕读之外，坐行商贾。徐景，字永照，“坐拥仓箱而又治圭顿之术”，因捐纳而获七品顶戴，授太学生。可见，思葭浜徐氏城居以后，一直是耕读和经商并举，并不如一般描述的儒家那样排斥工商业活动。明清时期江南的世家大族，早就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等级限制，“四民”身份交叉互通是普遍现象。徐熙春等一众徐氏子弟带着江南乡镇悠久的工商业传统，在近代中外贸易的工商业大都市上海谋生，面临制度、文化、伦理和信仰上的冲突，但生意上却还是一脉相承。

当时的上海商界，租界“北市”的洋商中实行英国式商业制度，城厢“南市”流行乾隆年间奠定的会馆公所制度。学者把江南的会馆公所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制度比较，指出本土行会在上海开埠后的延续与变化：“说到基尔特的组织，似乎中国也是自古有之的，不过清季上海地方的基尔特，却正有它的特点。那就是一方面保持着封建社会部落经济的形式，一方面职业类别的划分已经有了相当（资本主义化）的严密。原来自从上海开埠以后，洋商资本就在上海到处充斥，经营的方法和上海旧式的工商业迥不相同，当然这些地方经济集团的组织也要和从前稍有变化了。”开埠以后，上海租界内各方势力协力，在小刀会、太平军、清军多次动乱中力保安全，“照常营业”（business as usual），生意越来越旺。“北市”市面超过“南市”，现代工商制度影响增强，而“南市”的传统制度也发生对应的变化，开始出现一种中西融合的商业制度。

中西制度的会通，其实不止在知识、思想和学术层面发生，在生产、生活领域也到处呈现出并存、交叉、混合和会通的态势。一八九八年，徐熙春在德隆彰“学生意”，满师后换店“当伙计”，集资后开店信孚泰“做老板”。三十年中，在同一条马路永安街上，徐熙春从事同一种行业，从不跳槽，养成了恪守行规、爱业敬业的职业精神。皮丝，是福建永定地区生产的水烟丝（19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宫廷传出水烟壶吸食法，在华东、华北、西北地区的士绅阶层流行），是与鸦片烟、香烟并列的三大烟业，曾经非常繁荣。一九二八年，皮丝业衰落，徐熙春才转移行业，选择从事新闻、出版、印刷和发行的行业，在上海的“舰队街”山东中路成立了美新公司印制文品、生产油墨。在行会制度传统中，调换行当是非常需要慎重的行为，但徐熙春的选择很成功。从皮丝业转移到印刷业，徐熙春并不是“跳浜”（沪语有“冒险涉河”的意思）过去，而是平顺过渡，因为有着长期的铺垫，新的同行们都接纳他。

徐熙春有了自己的商号信孚泰后，他为自己生意，也为群体公义，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一九一七年，他担任青浦旅沪同乡会会计员，在同邑商人中崭露头角；一九一九年，在五四运动、六三运动高潮中，加入了民国路商业联合会，与各马路商会、华人总商会联络；一九二〇年，被民国路商业联合会推举为干事员，更加积极为商界公共事务奔走；一九二四年，“齐卢战争”爆发后，回青浦组织战场救护和平民赈济，并筹备建立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一九二五年，正式出任青浦红十字会会长，出生入死，救死扶伤，在青浦同胞和旅沪青浦籍人士中获得赞赏；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又率领青浦红十字会在邑内战场上掩埋尸体，救护黎民；一九二八年，以青浦红十字会的名义集资修建邑前河道，修驳岸，建新桥；一九二九年，被推举为法租界商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商议抗拒公董局不合理征收卫生捐。此时，四十多岁的徐熙春已经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同乡、同业、商界公会和慈善团体的基层领袖人物。徐熙春从事烟业，靠的是“学生意”打下的基础；转投印刷业，凭借的是熟络的人脉关系；而从商号到行会，从行会到社会，依靠同乡、同业关系，在三十年里积累了广泛的社会资源，成为事业基础。

徐熙春在上海创业和发展的经历，表明了江南大族在现代大都市的延续和转型。思葭浜徐氏的宗祠仍然保留在青浦，旅沪徐氏子弟逢年过节必回乡祭扫，躬行墓祭、庙祭，“三庙之内，经年不懈”。江南的大家族成员移居上海后，一般都做不到在大都市的环境下择地建庙、分香别宗，新建自己的祠堂。合肥李鸿章嫡嗣李经方移居上海后，以清廷特赐沪西李鸿章公祠为宗祠祭祀，属于特例。毗邻大上海郊区的宗族后裔，一般都是维修旧宗祠，如川沙籍贯的杜月笙扩建高桥杜家祠堂案例。江南宗族在大上海地区延续还有一种转型方式，即利用工商界的业务关系，重建宗族网络，如同徐熙春代表的青浦思葭浜徐氏这样。上海的新兴工商家族，很难建立自己的宗祠，并无庙祭之名。但是，很多工商家族仍然能够在宗法关系的名义下，建立一种城市形态的家庭、氏族、同乡、同业的网络关系，延续家族事业。

从江南和全国各地，家族成员迁居上海，在上海再建工商家族，走了一条“从士绅到商绅”的转型之路。例如，航运业求新船厂青浦朱氏（志尧）、招商局丹徒马氏（建忠），棉纺业申新企业无锡荣氏（兄弟），安达集团常州刘氏（靖基）、永安公司香山郭氏（棣活），地产业常州盛氏（宣怀）等，都是通过工商实力在上海再建家族关系网络。上海的行业分工细致、门类众多，产业链绵长，每个行业都留有家族、籍贯和地域的痕迹，有明显的家族力量。隐藏和盘踞在行业公会内的家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大都市区华人宗族关系的重要特征。当时学者描述上海的行会组织，“分为两大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结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的多半同业”。徐熙春所在的“南市”，各行各业的“分类有沙船业、鲜肉业、药业、钱业、汇业、京货帽业、北货业、成衣业、花糖洋货业、油豆饼业、花业、布业、茶业、腌腊业、洋布业、木业、茶馆业、米麦杂粮业、米业、酒业、纸业、靛业、珠宝业、裘业、水果业、花树业、金银业、典业、参业、酱业、烛业、烟业、火腿业、信业、玉器业、漆业、冰业、面业、梓业、麻袋业、煤炭业、彩票业、石匠业、染业、刻字业、渔业、皮鞋业、踹业、印刷业、水手业、报业、铜锡业、金业、书业、蛋业、保险业、梨园业、土木建筑业、砖灰业、纱业、丝绸业、报关业等”。这份行业名单中，有徐熙春开始从事的“烟业”，也有他转而投资的“印刷业”。

徐熙春“学生意”满师后，积极投入同业、同乡的公义活动。众所周知，非经营性的慈善公义活动，需要投入精力和筹措经费。不过，义务的公义活动虽然没有收益，但扩展了家族在同乡和同业间的关系，提升了徐氏家族在青浦和上海的地位，最终对生意有利。徐熙春在“南市”从事烟业，是“学生意”出身；三十年后，转而到“北市”投资印刷业，就利用了多年从事慈善公义事业在旅沪青浦同乡间建立的关系网络。徐熙春投入公义后，思葭浜徐氏声誉日隆。一九二五年，徐熙春返回青浦救死扶伤，获江苏省长韩国钧“博施济众”赠匾；晋升于绅商之列，张謇亦为徐氏宗祠“衍禧堂”题额。一九二八年，徐熙春转行投资美新印刷公司成功，凭借了他在公义事业中建立的关系网络。我们知道，在上海的新闻、出版、印务和发行行业，青浦籍人士占有优势。商务印书馆、《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编辑、记者、学者、作家、职员，大量都是青浦同乡。徐熙春在同乡中的美誉，帮助他进入印刷业，当时是水到渠成、顺势而为。

家族慈善与现代公义：青浦分会医院创立的历史意义

徐熙春在上海的商场上并非显赫，他从事的烟业、印刷业都是该产业链上的较小环节；思葭浜徐氏在上海有不少族人，都不是行业翘楚。徐熙春在民国年间的同乡、同业的会馆、公所中取得的地位，是因为他积极从事公义事业。换一句话说，徐熙春是突破了家族、籍贯和行业的限制，通过在公义慈善活动中的无私奉献，在更广大的社会领域取得成功。徐熙春从事社会事业，最初是担任民国路商业联合会干事员，后来就担任法租界商会联合会干事委员，最后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并担任会长。徐熙春几十年里的生命轨迹，就是一步步地扩大活动范围，从商店、马路、街区，投入家乡青浦和大上海的慈善事业，逐步“社会化”，进入公共领域。

一九二四年，徐熙春创办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然而，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的创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旅沪青浦籍商绅多年来众多慈善活动的自然结果。一九〇七年，徐熙春在“南市”商界加入王一亭、翁寅初组织的联义善会，这是明清传统形式的慈善组织。民国初年，“南市”的慈善活动仍然由传统善会组织，如普育堂、仁济堂、辅元堂等。开埠以后，上海的传统善会已经加入了选举制、董事会、公募资金等新式做法，但可以看出很多江南传统善会特征，基本上就是由大商人、大善士、大家族独力承担。一九二四年，“齐卢战争”爆发，青浦地区沦为战场，出现大量难民。徐熙春和思葭浜徐氏参与的青浦善会，加上他自己参与的在上海的旅沪同乡会，向王一亭、翁寅初的联义善会求助，将大批家乡同胞接到上海来安置。为此，一个联络沪青、救助家乡人民的救济团体应运而生。

战争期间，徐熙春和他的同事、同乡在青浦救死扶伤，他们求助的是江苏省红卍字会。红卍字会是一九二二年在济南建立的民间宗教慈善团体，该会受国际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精神的影响，救助民生，保存本土道教、佛教善会的特征，一度相当活跃。大批青浦难民在上海安置以后，徐熙春等青浦籍受联义善会指导和帮助，便更加接近在上海地区流行的现代慈善方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慈善组织更加国际化、现代化，王一亭的联义善会等正在与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国际机构开展常年合作，并且逐渐合并。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传统善会向现代慈善组织转型的趋势非常明显，外侨发起、华人参与的华洋义赈、尚贤堂和红十字会等机构，与普育堂、联义善会等华人机构几乎已经融为一体，宗旨相似，行动一致。按上海《申报》报道的评论说：“王君一亭，独能脚踏实地，孜孜为善，十余年如一日。今海上各大慈善机关，如华义赈会、红十字会、救生会、慈善团、尚贤堂、仁济堂、辅元堂、保安堂、习艺所、栖流所、贫儿院、孤儿院等，其董事名单中，无不首列王君台衔。”

1948年4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开幕

徐熙春再四思维，最终决定放弃与红卍字会合作，转向一个更加国际化、现代化的组织，即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属下，建立青浦分会。青浦红十字会成为红十字会这个著名国际组织在大上海地区的一个分会，是青浦地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发现，徐熙春的这个重大选择，与他和大慈善家王一亭个人关系相关。王一亭（1867-1938），名震，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南汇县周浦镇。王一亭是“南市”的一位著名企业家，成功后在城里修筑“梓园”，与外人积极交往，曾在一九二二年招待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王一亭和徐熙春一样，都是从长三角的江南乡镇到上海当学徒成功的。王一亭自学外语，交接群贤，组织慈善活动。在王一亭等前辈榜样感染下，徐熙春走上了现代慈善之路。一九二九年，王一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议长，此前其已经是该会的董事。徐熙春在青浦成立红十字会分会，显然是追随着前辈人物王一亭。徐熙春、王一亭这样的代表人物代表了江南类型的中华传统慈善走向现代化公义事业的大方向。

按青浦区档案馆收藏的《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救护队要则》（1924年9月9日公布），青浦红十字会接受国际红十字会宗旨，以人道主义来统领慈善公义事业。“一、本会以拯难救伤为宗旨，队员皆应守此宗旨，待人接物宜以仁爱为心；二、救护队员应遵守本会章程及上级队员之指挥为主；三、红十字会为世界最高之慈善事业……”徐熙春主导制定的这份章程，落实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原则，表达出一种“仁爱为心”的现代慈善精神。“人道主义”（Humanism）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引导，“拯难救伤”（Heal the Wounded and Rescue the Dying）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从青浦思葭浜徐氏家族的慈善传统出发，徐熙春在追求人道主义历程中走得很远。“慈善公义活动消弭贫富、阶层、国籍、地籍、行业分歧，最为仁爱之士提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社会倡言“华洋一体”“新旧融合”和“官民合作”，以缓和社会冲突。一九四八年，徐熙春在红十字会的名下创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又名上海市青浦区中心医院）。这所医院的建立，标志着江南地区的家族慈善传统，融入了大上海流行的现代公义事业，因而值得铭记。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