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用明白晓畅甚至可以说是散文化的语言清晰表达，成系列地坚持不懈地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简练精当而又引人入胜，当下中国，我觉得首推樊树志老师。
樊树志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系任教，教书育人四十五载，著书立说超过一甲子。从封建土地关系史、江南经济史到晚明史、明史乃至中国古代史，樊树志先生总能抓住要点，鞭辟入里，探赜索隐，使读者茅塞顿开，醍醐灌顶，跟随樊老师于历史的深幽处探查究竟。
樊树志 上观新闻 图
历史普及 不遗余力
樊树志老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学术功底深厚，在“封建”问题、倭寇问题、党争问题等诸多方面提出过全新的见解，是公认的明史研究大家。但是樊老师较早地踏入了历史普及的道路，某种程度上与学术著作出版需要出版资助这一现象或许有所关联，当然更与樊老师对历史问题的深刻认知以及准确表达不无关系。
樊老师撰写普及读物是从《万历传》（1993年）开始，之后又出版了《崇祯传》（1997年）。记得我读博士时第一次拜见樊老师，惴惴不安、忐忐忑忑，真诚表达了对樊老师的敬意，并说：“之前拜读您写的《万历传》《崇祯传》，就像看电影一样。”是觉得读樊老师的书，细节拉满，情绪随情节起伏。樊老师在《万历传》“中华版”后记中说：“今后如有新作问世，希望一如既往，喜闻乐见。”“喜闻乐见”，成为樊老师对自己作品的一贯追求。
1998年樊老师在《国史概要》第一版的《后记》中说：“犹如教师人人都会上课,但要讲得令学生拍手叫好、津津乐道,实在是不容易达到的境界。编教材，不仅要求编者对本学科领域有精深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而且要求编者以自己的教学经验，对教学内容驾轻就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只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2006年出版的《国史十六讲》中，樊老师说：“我仍然秉持写作《国史概要》时的宗旨，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述各个方面，都力求创新，对当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吸收消化，用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尽量改变以往历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的‘八股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里，樊老师再一次提到了“喜闻乐见”。
樊老师说，《万历传》《崇祯传》出版后，“持续五六年对万历和崇祯两朝历史深入探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出了两本书，而是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启了持续二年的晚明史研究”。晚明史研究的呈现形式，主要是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晚明史（1573—1644年）》和系列普及读物《重写晚明史》。将两卷本的《晚明史》改变体例，补充细节，尤其是这次出版的《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加了边栏，增补了图片，也是为了“喜闻乐见”。
《重写晚明史》（五卷本）
其实在新世纪前后，已经有为大众普及知识的趋势。因为有识之士发现，人们被影视作品里嬉戏或者搞怪的场景吸引，早已忘了历史本来的模样。于是，那几年形成了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至今。2001年开始播出的“百家讲坛”栏目邀请了一批有深入学术研究基础又擅于语言表达的专家学者，主讲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观众感兴趣的内容。由于节目雅俗共赏，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几年后，以百家讲坛内容为基础的图书大量出版，历史知识的大众普及图书风靡一时。樊老师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有着严肃的历史学家的写作态度，执着地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与喜闻乐见之间寻找平衡，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樊老师做到了。
到2020年出版《图文中国史》时，樊老师说：“随着读者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普及读物也水涨船高，所以我们做的是，提高的普及，普及的提高。”“我的目标是简明而不肤浅，专精而不枯燥，写一本社会大众看得懂又喜欢看的历史读物，希望各位可以放在案头床边随时翻阅，爱不释手。”从“喜闻乐见”到“爱不释手”，樊老师在熟稔历史知识的同时，对写作文笔一直孜孜以求。樊老师曾说，喜欢读董桥先生的散文，希望可以用散文笔法来写历史。他是这样追求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学术创新 不自设限
综观樊老师的学术成就，集中在明史研究尤其是晚明史研究和中国古代通史的书写，可以用重写晚明史、三写中国史来概括。
重写晚明史源头是《晚明史（1573-1644年）》（两卷本），樊老师修改体例、增加史料、改变写法，改写为《重写晚明史》（五卷本）。三写中国史包括《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图文中国史》。樊老师的每一次重写，都对体例、内容做了重大调整，所以重写的晚明史，三写的中国史，每一次都特色鲜明、独立成书、各具看点。
从《晚明史》到《重写晚明史》（五卷本），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历史细节，读到了更多的历史反思。例如作为《重写晚明史》第一卷的《晚明大变局》，基本脱胎于《晚明史》导论，但增加了“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这部分对于读者理解为什么在大航海背景下晚明要实施海禁—朝贡的体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思考。又如在“第三章江南市镇：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的最后，增加了“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一节，体现了樊老师对晚明经济发展这一表层现象下出现的社会风气的深入分析。第三卷的《朝廷与党争》，增加了“楚王案”“怠于临朝的朱翊钧”，补全了前前后后的关系。第五卷的《王朝的末路》，除内容增加外，还将弘光小朝廷作为专章补出，同时以“读《梅村家藏稿》”作为晚明余音，让全书都有余音绕梁之意。增补的内容不一而足，让我们更多看到了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现象的深刻洞察。很多标题的改动也让我们更多看到了一位睿智历史学家的反思，例如“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拨乱反正的呼声”“无解的难题：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无力回天的君臣”，等等。我们读樊老师的书，除了能读下去，还真的能读进去，原因就是这些思考都是建立在厚重知识之上。
陷入晚明的思索之后，我们放眼中国历史，樊老师的三次书写采用的却是精简提炼的方式。《国史概要》的写作是缘于教务处让樊老师写一本中国通史教材，这应该是新中国以来第一次以个人之力来写通史。教材初稿第一次使用是樊老师在韩国讲课期间，以《新编国史大纲》为题，可能有向钱穆《国史大纲》致敬之意。《国史概要》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为线索，“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
2005年开始，樊老师为复旦大学开设平台课，课时缩减成16学时，故将讲稿压缩改写，成为《国史十六讲》。《国史十六讲》出版后，很快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有学者写书评指出“《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看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到2020年出版《图文中国史》的时候，樊老师再次突破自己，把中国历史放到反复推敲的框架和结构中，兼顾点线面，在朝代系统的架构下，选出若干专题重点书写，尽量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力求深入浅出。樊老师这次又成功了，新出的《图文中国史》可以用“弹眼落睛”来形容。这可能才是符合樊老师追求的既内容充实、又制作精美的图书。《重写晚明史》（五卷本）的精美装帧，更是图书内外兼美的代表。
樊老师勤奋书写至米寿之年，以学术为乐、以学术为生活的精神是我辈楷模；樊老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深刻的学术思考，更值得我们深琢细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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