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研究报告《多极化世界中的中欧关系》在京举行发布会，同时还举行了“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成立仪式。
《多极化世界中的中欧关系》报告封面
这份研究报告由来自中国多所顶尖高校与智库的专家学者联合撰写。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在为报告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在当下这个充满剧烈变化的世界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知识断层和认知断裂，使得现有知识体系已难以解释当前的复杂变化。中国和欧洲都迫切需要找到重新认识世界、自己和彼此的正确方式。这份报告希望在“百年变局”和“时代转折”的关键节点上，为当前的中欧关系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并引发对中欧关系所处环境、独有的性质、发展动力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明年中欧将迎来建交50周年纪念，然而，近一个时期来的中欧关系因欧方“去风险”的论调和措施而被蒙上阴影。尤其是近日欧盟最终决定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高额关税，使得中欧经贸分歧有滑向贸易战的风险。这也反映出，当下的确需要重新思考“经贸联系是中欧关系‘压舱石’”这一认知了。
2024年5月25日8时40分，西安市，X8157次中欧班列（西安—马拉舍维奇）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视觉中国 图
时代巨变如何影响了欧洲对自身、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认识，在此背景下中欧之间该如何通过各层面的交流达成一些共识，并重新审视彼此的合作空间，刚刚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又会给未来的欧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
在报告发布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邀请五位参与报告撰写的专家，围绕上述问题，结合报告内容展开讨论，共同探索中欧如何在大变局中寻找新的共识、构建新的利益格局，并发展出新的相处模式。
以下为讨论内容的精选部分。
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名）：
陈旸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忻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赵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断裂”的欧洲
丁纯：总体来说，欧洲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内忧外患交织。欧洲必须应对一体化、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内外部的挑战，使欧洲原有的理念、分析方法和话语体系受到冲击。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其他欧盟领导人都提出了这种危机，认为传统的研究方式、话语体系以及思维模式已无法应对当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看，显而易见的是，欧洲原有的理论方式和思维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变化，正在寻找新的应对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从容克委员会后期到冯德莱恩第一任委员会，欧盟多次强调“地缘政治”的概念。从政治上来看，欧洲面临着地缘政治压力，尤其是中美竞争带来的压力，以及俄罗斯对安全和秩序的威胁。欧盟正在努力寻求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的新路径，以重新找到适配当前现实的理论和理念。
此外，面对民粹主义等内部挑战，欧盟在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战略制定上都经历了转折，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失语”。当前的理念和原有的体系出现了错配现象，但我们也看到欧洲在这种挑战和冲击之下，正努力寻找新的适应路径。
忻华：知识断层与认知断裂在欧盟主要体现在政治精英、领导层与战略研究界。领导层在面对层层危机时逐渐意识到其严重性，而欧洲的学术界和草根阶层早已在全球化退潮的过程中感受到种种冲击。草根阶层对这种变化的感知更为敏锐，且痛苦更深。
在过去15年中，欧洲的政治精英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等意识形态所束缚，限制了想象力，使其难以察觉世界的复杂性与危险。直到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和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接踵而至，才令欧洲精英层逐渐清醒。
尽管目前尚难判断未来欧洲的政治精英将采取何种方向，但在“断裂”之下，他们正努力适应世界的变化。可以看到，欧洲的战略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会受美国影响甚至塑造。未来，欧洲在赶上世界变化的过程中仍难以避免被美国战略认知所影响和塑造。
陈旸：欧洲目前正处于激烈的地缘冲击震荡之中，其原有的认知和理念都受到巨大的挑战。欧洲人的整体思想观念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不只是看待中国，欧盟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认为之前的理论不管用了，之前追求的秩序是一厢情愿。这种强烈的转变，正是欧洲人近来常说的“地缘政治的回归”。正如冯德莱恩说“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敌对的时代”。
视觉中国 图
欧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周边地缘环境变化的强烈冲击下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更强烈的批判态度，我认为欧盟这一观点比较偏颇。但同处当前的世界局势，欧盟又不得不与中国共存。欧盟对中国提出了“合作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甚至愈发侧重后两重定位，将双方可以合作的空间压缩得相对较小。
这样的变化，正需要学者、智库观察者及时地梳理总结。即使不能提供新的非常宏大的理论工具，但若能及时梳理，也是我们作为学者能为增进彼此交流做出的贡献。
简军波：“知识断层”和“认知断裂”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在应对内部和外部问题时，理念的变化与适应性存在不足。这种理念的转变在应对当前挑战时效果不尽理想，甚至存在问题。
对于欧洲来说，俄乌冲突之后，他们的认知从“规范性权力”转向了“地缘政治力量”，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欧洲并未完全厘清地缘政治力量的角色是手段还是目标。它是要保护自身利益，还是要推动其规范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这种意识形态显得混乱。
在内部，这种转向也导致极右翼政党崛起，社会矛盾激化。同时，我认为欧洲过分强调“地缘政治”概念，而这一概念源自纳粹德国，重新提倡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如果欧洲过度强调这一概念，逻辑上可能会滑向极端权力斗争，甚至军事扩张的道路。
我认为中国应提醒欧洲，不应盲目鼓吹地缘政治竞争，即使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也要避免过度依赖，以免走向不归路。
何为“风险”？
陈旸：在欧洲目前的观念之下，类似对电动车加征关税的争端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不是单一地体现在电动汽车补贴方面。欧盟在调整过程中，将这一经济议题放在政治背景下去考量，提出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的应对策略。这一路径是错误的，只会进一步加深与潮流趋势的矛盾，放大自身的焦虑。在近段时间的谈判中，中国表现出很大的诚意，但若想同欧方从技术层面就事论事解决这一问题，或许比较困难。这首先需要欧盟从政治层面改变对中国的认知，纠正偏见，双方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一问题。
忻华：关于中国电动汽车是不是对欧洲构成一定的威胁。欧洲方面提出的论据是说中国在这个产业上有所谓的“政府补贴”。但另一方面，其实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在它们的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当中，一定程度上面对本国特定产业也有这种扶持的政策，其实也是带有补贴性质的。双方可以相互把自己对对方的看法说出来，彼此之间有通畅的沟通，可以避免形成误解，是有助于改善彼此的认知的。我们的报告应该比较坦诚地把中国学者对于欧洲的认知明白、系统地表达出来，并且让欧洲的同行知道我们的认知。同时双方能够坦诚交流相互的认知。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大家找出彼此纷争的焦点进行碰撞，在这种程度上可以化解彼此的矛盾。
2024年4月19日，苏州港太仓港区国际集装箱码头，大批新能源汽车整齐排列，正在装运前往世界各地。视觉中国 图
赵晨：中欧为电动车争端问题还留下了一扇窗口，不能说为期5年的关税就一定会实施下去，也存在临时撤销的可能。这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谈判的情况，所谓中国主动限制出口配额的情况；第二个因素取决于中方对欧盟特别是法国产品的反制。这种贸易谈判属于“低政治”领域，中欧之间还是存在着避免贸易战的可能性。
丁纯：近一段时期，中欧关系经历了“冷”“热”交替，复杂性不断增加。尽管有经济安全方面的担忧和“脱钩”论调，但事实证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有害无益，因此更多的讨论逐渐转向了“去风险”。
关于“去风险”，欧盟内部对其的定义和实施还在探索中。这个概念看似比“脱钩”更加客观、理性，因为人们往往厌恶风险。但在现实中，我们需要考察“去风险”提出的背景、驱动力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从原来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到经济竞争对手甚至制度对手，这种关系变化带来的认知调整是“去风险”概念的本质驱动。
我们与欧洲学者探讨时，经常讨论“去风险”与“脱钩”的边界，尤其在关键原材料和高新产业方面，“去风险”可能实际上带来“脱钩”的效果。比如，我在文章中指出，在高端产业链和关键原材料领域，“去风险”实质上就是“脱钩”。
因此，双方智库学者的持续沟通可以帮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去风险”带来的利弊，增进共识。这对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我们与欧洲学者的合作中就包括对“脱钩”和“去风险”对双边经济损失的模拟研究，以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数据支撑得出共识性结论，对“脱钩”和“去风险”的影响作出清醒判断，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虽然双方观点可能不一致，但通过交流至少可以理解对方的关键关切，明确哪些措施有利于双方，哪些会造成两败俱伤。这种共识能为双边政策制定、民众生活带来积极作用。
总之，我认为应加强中欧学者和智库间的沟通，观点不一致或结论不同不成问题，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增进理解，明确彼此的核心利益与潜在风险，避免双输局面。
陈旸：单纯的“去风险”这个词，我认为无可厚非。但欧盟是将其放在特定背景下去讨论这一问题。欧盟把对中国的“去风险”同之前的对俄罗斯能源“脱钩”做类比，将中国的投资合作视作“风险”。这其实是没有很好把握风险边界的体现。欧盟内部没有非常明确的“风险”概念，背后暗含着价值判断和操弄空间，导致在很多方面容易产生摩擦。这也致使我们在谈论“去风险”概念时容易走向泛化，形成对抗。
中国更认可接受的是，双方通过合作去减少风险、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减少合作来“去风险”。在这方面中欧双方还可以更多地去寻找共同点，把彼此的认识拉近。
简军波：“去风险”按原则上、字面上讲是有道理的。每个国家都要“去风险”，维护自身安全无可厚非，从经济角度讲也是为世贸组织所允许的。但问题在哪？第一，丁老师讲得非常清楚，“边界”不清楚，欧方到现在讲了半天也没分清楚“去风险”和“脱钩”的边界到底在哪。有些“去风险”本身就是“脱钩”，那就是产业链断裂，这和“去风险”就不是一回事了，这不是为了安全。
第二，欧盟“去风险”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手段，不是市场性的解决方法。它采取的是单边主义。有些贸易争端应该在多边或双边层面解决。而欧盟的“去风险”手段是一个政治性决定，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定义，这就变成地缘政治竞争，而不是市场竞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安全是相互的，你安全了，我不安全，我的经济不稳定、市场出现问题、对你的依赖变强了，这是不对的。依赖要相互依赖，你光想摆脱我的依赖，让我来依赖你的市场、你的产品，这样就有问题，这是自私自利。
现在面临根本性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就是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本来是一个深刻的相互依赖，你现在偏要“去风险”，而且是没有边界地、用政治性手段“去风险”，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怎么能认同你这个东西。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协调协商，去讨论、分析对双方不要造成过分伤害的问题。
“50周年”之后向何处去？
赵晨：电动车争端是中欧贸易以及经济关系中的一个案例，其实是从冯德莱恩领导的上一届欧委会开始，就已经出台了关键原材料法案，加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出台经济安全法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和针对“去风险”的意涵日益增多。当然，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仅针对中国，也有针对美国方面的，比如其《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互联网巨头。
现在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将给欧美、中美、中欧关系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特朗普上台后信守他所谓的竞选承诺，将会重演2017年的“关税战”场景，那么外界普遍认为欧美关系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甚至回到2017年。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可能反而会出现一定好转，呈现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势，因为毕竟在维持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领域，中欧底线是一致的。
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视觉中国 图
但是，毕竟欧洲相比8年前要更弱，欧盟委员会反而还会表现得更加强势，尤其是面临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也不能排除，欧盟利用特朗普将矛头针对中国，以牺牲更多中国利益为代价去和美国达成更加妥协性的安排。当然这么做难度很大，因为特朗普个人更喜欢和国家政府打交道，而不太愿意和欧盟这样的地区性组织打交道。
忻华：无论谁当选，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不会变，美欧在战略安全领域的相互协调还会进一步持续，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强。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会有与2018年相似的比较强硬的措施和政策出台。这种情况下欧洲也可能“唱红脸”，表现出某种程度比较友好的姿态，但同时欧洲和欧盟也可能会有“搭便车”的心态，利用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压力，逼迫中国来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
由于特朗普对战略安全领域的考虑可能缺乏系统性和长远性，在乌克兰危机上，美欧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分歧或摩擦，这就会导致乌克兰危机还会进一步延宕下去，态势可能更加多变。这会导致欧洲周边的战略安全环境进一步碎片化，变得更加动荡和危险，这是欧洲人不愿意看到的。可以想见，特朗普上台，欧盟会在战略自主领域提出新的叙事、新的话语和某种程度的理论概念体系。
丁纯：“特朗普2.0”再来，对欧洲来讲比较现实、比较紧张的一个可能就是乌克兰问题。美国会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跟俄罗斯谈和？第二个更加引起欧洲关注或者说更担心的是经贸问题。特朗普非常重商主义的那一套做法，和欧盟主张自由贸易、支持全球化、遵守规则，肯定是谈不到一块去的。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转向亚太也好，或者是对中国打压也好，都不完全是欧洲人希望看到的，中欧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并展开一些工作的。
简军波：从经济角度讲，特朗普再次上台后会不会打贸易战，我们不确定，只是假设。如果他上台后又对欧洲、中国挥舞关税大棒，欧盟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进行经济打压的能力是会下降的。政治层面来讲，特朗普的意识形态不强，所以拜登现在搞的“威权-民主”两分化那一套会弱化。
在安全层面，如果特朗普减弱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寻求一种和平解决方法的话，欧盟压力会特别大，它要用大量预算来填补美国撒手不管后的空缺，所以它的对外行动能力会下降，包括对中国在政治层面、安全层面的行动能力。所以特朗普上台后，欧盟对华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会减小。
而特朗普和哈里斯其实都不是“大西洋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是要“力量东移”，他们都是“印太主义者”，这对欧洲是个噩梦。
陈旸：中国、欧洲都是多极世界的拥护者，多边主义也是双方共同支持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与欧洲在应对美国大选后的变局问题上会有很多的共同话题。中国、欧盟、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力量，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政策轨迹，也不会很轻易寻求改变彼此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不排除一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稳定”仍然是底色，总体还是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2024年8月16日，江苏连云港，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大型机械正往中欧班列装载集装箱。 视觉中国 图
赵晨：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也要适应一个新的时代。首先，双方都要适应超级经济全球化退潮的现实，大家都在强调安全和经济的相互协调发展。第二，欧盟和中国现在也要适应一种变化——原来中欧关系的不对称格局已经终结。现在的中欧无论是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还是整体的经济实力，都处于同一个层次水平。
在技术上，随着中国近年来的追赶，我们在某些技术领域实现了从落后到并列跑再到领跑的过程。当然欧盟依然是我们最大的技术来源地，它在生物医疗、制药、高端机械设备、机床、飞机制造等领域依然有独特的优势。双方要在一个新的水平层次实现互补性发展，这也是中欧经贸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陈旸：明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展望下一阶段的中欧关系，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非常多。目前，在经贸领域，欧洲更多地把中国看成竞争者，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往产业链上游迈进，势必与欧盟产生竞争和摩擦。但实际上，即便是中国到达上游产业链，也可以进行很多分项合作。中欧双方可以达到很多技术上的互嵌、经济上的互补。如果深入到具体领域，我觉得可以找到很多新合作点。即便是在电动汽车问题上，中欧双方仍然可以寻求合作。欧洲有自己的品牌，中国有技术，这是可以相互连接的，可以共同建设庞大的市场。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可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赵晨：欧盟所谓经济安全的工具箱里的工具越来越多，这是超级全球化在欧洲终结的一个缩影。但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具有新特征，比如供应链上高度互嵌。虽然政治上越来越多地相互提防，但是经济上有自我发展规律，这些是不可阻挡的。比如在产业领域，一辆汽车涉及到成千上万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有些是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生产的，有些是中国生产的，这种产业内贸易的互补性，是中欧难以“脱钩”的共同利益保证。
陈旸：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中欧同样有很多可合作议题。除了气变问题、难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人工智能管理领域也可以成为中欧间保持沟通、寻找共同点的领域。还有在金融治理上，中欧也应该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努力就全球金融治理达成共识，形成机制化合作。
简军波：总而言之，我们作为学者，如果要对政策发挥影响的话，需要中欧之间的学术交流，中欧双方都要努力去寻求共识。当然也可以“吵架”，但不能为吵架而吵架，而是以寻求共识为目标。所以我觉得中欧之间的智库和学者可以以求同存异、寻求共识的为目标，发布一些共同的报告和文件，去影响我们的政策，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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