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关于外卖骑手的深度报道在后续宣传和活动中的署名问题引发了讨论。在此，我作为一个受过新闻训练、有一定实践经验后转入学术训练，并对深度报道和社科研究都有所接触的观察者，尝试通过对两者的关联与差异进行总结和分析，探讨学界与媒体良性互动之可能和必要。
以下内容基于一个事实前提：《人物》记者做了相当扎实的调研，其中包括对相关学者进行访谈，将学者同样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观点作为故事脉络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深入且生动的报道。相关争议的判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深度报道和社科研究的关联与差异
以外卖骑手的报道为例，深度报道是一种能够相对系统地反映社会现象，深入挖掘事件因果，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的新闻类型。在我看来，深度报道和社科研究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和藩篱，无论是报道还是研究，质量上乘的作品一定都同时具备两种写作的优势，呈现为具有理论视野的报道或基于扎实调研的研究。起初将我引入社会学学习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希望通过对理论和学术方法的学习，帮助我完成更好的新闻报道。以此为驱动，我在开始博士训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思考新闻报道和学术写作的差异。
主动的思考源自学术研究对程序化写作的强调。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对学术的兴趣源自我在新闻实践中产生的有关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困惑——在有关流动、留守事件的选题策划和采访过程中，我开始好奇随着现代化和高度流动的社会变化，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家庭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在完成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通过一线的、面对面的接触，我获得了足够的观察，但缺少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解释进路。而学术训练，则需要在观察的基础上，超越自身的困惑，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并在大部分时候要求以学科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进行研究设计。这些都是学术生产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其中第一个部分是研究问题的提出。基于我自身的经验，我认为新闻报道通常是以特定事件或社会现象为驱动力而展开的，尤其是深度报道，往往涉及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数据挖掘。为了加强最终报道所具有的深度和解释力，这些工作中经常包含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参考以及对专业研究者的咨询。而学术研究一方面也可以由特定事件或社会现象驱动，在紧跟新兴现象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但还有很多研究是基于已有的学术脉络而确立，并以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为目标。采用这一进路的学者会在既有的文献基础上基于新观察提出进一步的研究问题，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也常常成为学者提出研究问题的重要参考。
第二个部分是对问题的回答。新闻报道的数据挖掘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记者扎实且全面的访谈、调研，通过与当事人的接触、对相关人员的一手采访以及进入现场亲身体验等方式，力求了解和展现特定事件或社会现象的全貌，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包括对海量数据（包括采访在内）的事实进行核实和判断，从而为后续的写作提供组织材料的线索。而学术研究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标准在于是否能够回答研究问题，可以是以大型问卷数据为主的定量统计分析（quantitative），也可以是以质性数据如访谈、文本为主的定性分析（qualitative）。其中，民族志（ethnography）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定性方法，对理论假设的要求相对较低，更强调扎实的田野和调研，最后的成果也更容易转化为易读的非虚构作品。也就是说，虽然需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但深度报道的调查采访和社科研究尤其是民族志中的定性方法的确存在类似之处，最终呈现的成果在特定语境中都可以被称作非虚构写作。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包括了来自更广泛的事件主体的资料，而后者则更专注于研究问题相关的对象，会进行更多的理论和文献对话。此外，学术研究能够对现实问题提供较强的解释，是较为理想的情况，大多数作为科研成果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并不以公众作为目标受众。
我被动的思考来自博士训练过程中，教授对我的研究提案、尤其是研究问题给出的反馈。美国的社科博士训练包括至少两年的课程学习，几乎每一门课都会以一篇研究提案或完整的论文作为考核要求。这样的工作量一方面锻炼了学生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一方面也提高了他们提出并回答好的研究问题的能力。在至少两年，也就是十门甚至更多的课程后，学生的科研能力往往能得到显著提升。但在最开始，我的想法常常从社会现象出发，无法提出一个学科问题，因而时常会被教授问“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以近期引起争议的事件为例，相关报道中所提出的问题是，“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而传播学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会是“数字平台的算法管理如何实现平台经济体系对数字劳动的规训？”如果你能很快觉察到二者的差异，说明你有进行科研工作的潜力。
媒体人和研究者的不同
在我进入学术训练的初期，困扰我最久的问题是：为什么相较于内容上包容和开放的新闻报道，学术写作需要遵循更多的框架和标准。这种标准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上，更体现在基于各自学科理论和文献的领域内的交流。在当时（主要接受了新闻训练）的我看来，一个社会现象或问题的出现必然包括很多方面，涉及多个学科，更可以通过不同视角加以理解和解释。然而，学术生产要求将研究建立在本学科的文献基础上，而鲜有和其他学科的对话。尽管有一些社会现象引起了多学科学者的关注，比如近几年数字平台和数智媒介的快速发展，得到了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而使得一些跨学科交流出现（如媒介社会学这一交叉领域的发展），但更多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学科偏好甚至期刊偏好。
由于这样的差异，记者和学者有着全然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尽管记者也会有各自负责的板块，或者长期追踪的特定领域（beat）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网络，但整体而言接触到的是更为广泛的选题。这种横向的对不同现象、不同群体的深入接触，也是记者拥有敏锐触觉的基础之一。反观学者，要成为专家，需要在一个领域长年深耕，对该领域的新老研究、研究方法，以及当前的讨论趋势都烂熟于心。这种纵向的长期钻研是其研究发现和结论对相应问题具有强解释力的保证。这样的差异没有高低之分，说到底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这种差异也并不绝对，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就已经发现，中国不乏好的学者，即使已经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心态也是开放的，愿意深入田野、通过一线调研来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也愿意和其他领域进行交流。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比较中西两个文明系统时，谈过自己对于美国学术界的观察。他发现“和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未标悬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重新界定。”以此为镜观察中国学术界，不难发现我国社科研究还未发展到同美国一样的阶段，仍然有很多大问题等待我们回答。但我们的学术研究存在我们自己的限制和困境，比如在学术训练过程中缺少对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全面视野、问题意识和主动介入的灵活性的培养。同时，长期的学术训练也有可能导致研究者的思维结构化，会变得越来越克制。
当然，这种克制有它的逻辑和正当性。以调研为例，理论上讲，社科调研有明确的对受访者、调研对象的保护机制，学者在开展田野调查、进行问卷收集前需要经过清楚的道德审查（大部分高校正在逐步完善），确保不会对参与者造成负面影响。而对于媒体人，尽管会有相应的培训和编辑部的把控，但新闻作为第四权赋予了新闻工作者自行决定采访内容和呈现方式的权力，同时也要求新闻工作者对内容负责，珍惜、斟酌、善用权力。而媒体的流量也赋予了新闻报道绝对的公众关注度和影响力。学术比新闻的掠夺性更弱，其成熟、严谨的机制让学者在解答困惑的同时，对他人生活的侵入更小。但与此同时，学者在规范的程序性调研中，因为缺少了这种需要现场把控的博弈和冲撞，对社会的接触和观察缺乏记者会获得的直观度以及对细节的把握，很多真实的纹理在其中被磨损了。
学界和媒体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虽然学者和记者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但双方都是公共知识生产者，都出于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和兴趣而致力于记录社会现象和解释社会问题，因此双方在方法、视角和写作上都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就我的观察而言，有很多优秀的记者具备绝佳的社会学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使得他们更好地将社会事件放置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而做到对其脉络进行精准把握和梳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将非虚构写作方法融入自己的学术写作，提高文章的可读性。这种相互的学习是学界和媒体良性互动的一个体现。
大家更为熟悉的互动方式，是媒体作为公众和学术之间的桥梁。比如在有关外卖骑手的深度报道中，作者通过引用的几位学者的观点，一方面支撑了报道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也把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传播给公众。不过，在我短暂的媒体工作经历中，留意到不少学者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而更倾向于自行撰写概述性的文章。这种不信任有其原因，由于学术研究是和领域内文献对话，进入公共视野时时常有被误读、被曲解的风险。随着新媒体的普及，现在很多学术机构和团体也会基于自己的需求建立专门的媒体平台，比如公众号，来相对系统地介绍学术发现，降低二次传播过程中信息被扭曲的可能性。因此，实现媒体与学界良性互动的前提之一，是媒体自身的质量和素质要有所保证，减少对学者采访和成果引用断章取义的现象，这样才有可能与学术界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而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之二，是学界应该对媒体工作有基本的了解和尊重。学界应该认识到新闻工作的价值、深入调研的难度，而非刻板化地认为所有新闻都短平快，所报道的都是轶事性强的个别事件，认为所有报道都受更大的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或是将其与追求流量而对内容不负责任的自媒体相混淆。以深度报道为例，其操作周期以数月甚至数年计，对记者的要求完全不亚于对学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好的记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也有更强的行动力和灵活性，其扎实的调研和资料搜集能力不亚于大部分社科学者；如前文所述，媒体的问题意识和所呈现的报道，其实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社会的窗口。同时，媒体的工作是重要的，因其深入全面的报道、强有力的叙事，甚至在更广泛范围内比学者的工作更具有影响力，也同时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基于这样的前提，媒体报道中对学者的采访和引用，在为所报道的社会现象提供解释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乃至社会的进步，而这也是学术工作者的责任所在。如果有这样的共识，媒体应当被尊敬，而非被轻视，被抢占功劳。
当然，这种对于媒体的误解和刻板化不仅存在于学界。在观察其他文化作品如电影对新闻报道的使用时，我发现不少导演喜欢用新闻报道作为背景，提示时间的流逝、场景的转变、事件的发生，它不具有解释性，而是起到告知作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此对于新闻报道的工具化使用，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更加凸显，这也造成了学者更容易受到公众（尤其是自媒体、活动宣传）的认可和强调。其背后的逻辑，在我看来有两点重要原因。首先是公众媒介素养的降低，基于算法和流量的社交平台造成信息茧房和社群割裂，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信息传播往往裹挟了对立和敌意。近年来，我时常想起2008年汶川地震时，在灾后避难时看新闻、听新闻时，新闻报道所产生的联结感和所营造的整体氛围，是当下的信息、舆论环境难以再复制的。其次，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式的媒体传统消散，话语权发生了变化，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深度报道也在走向衰落。平民化、个性化的自媒体时代使得公众有了自由表达、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对意见领袖的追随、造神毁神运动的出现。新闻媒体在话语权上的式微，造成了公众对新闻报道进一步的扁平化认知。
回到个体与真实生活
无论是深度报道还是学术研究，所获得的成果都是基于真实个体生活和境遇的。在外卖骑手的报道和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中接受采访和没有机会被采访、但构成这一群体的外卖骑手们。他们的生活和声音通过媒体报道被公众听见，他们的处境和诉求经学者专业的解释加持得到相应责任主体的注意，而引起平台的规则调整。我想，这是媒体和学界都希望实现的理想生态。因此，关于媒体与学界良性互动的讨论，最终应该回到个体与真实生活，关注如何通过二者的合力，更好地推动有关社会问题的解决。
最后，最近的争议反映了公众对深度报道和非虚构写作的需求，背后是对自己和他人现实生活的关切。为了超越互联网制造的一个个算法宇宙，这种关切需要被书写。同时，年轻人所展现的对于以社会学为主的社科研究的兴趣，也表明在当下的环境中，只有非虚构写作已经不够，还需要理论，需要更宏观的视野、甚至抽象的想象力，帮助大家从日常生活的困顿和漩涡中挣脱，或者至少获得喘息。在这方面，媒体更贴近日常语言的公众书写与学术的理论性探索都是重要的，二者应该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公共生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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