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国学何为？一个走过十一年的国学文化品牌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又做出怎样的新的改变？
去年，最新一届、也是第五届凤凰网“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举办，活动中揭晓了三大名单，学者楼宇烈、成中英荣选“国学耆宿计划”；黄俊杰、郭齐勇、彭林、邓小南等25位学术名家和新秀学者入选“国学星斗计划”；教育家朱永新主导的“传统文化STEM教育”、文化学者余世存主笔的《二十四节气——给孩子的时间之书》、歌唱家龚琳娜的“古韵新声”传唱保护项目等11个优秀传播项目入选“国学活化计划”。
今年八月，华人国学大典在平凉崆峒山和汉中留坝县，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文化活动，在主题设置上，前者为
“从道源圣地崆峒山体悟中华智慧”，后者是“张良会客厅：在秦岭深处读懂中国智慧”。
从两年一度的盛典到持续关注国学的时代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发展生态，华人国学大典品牌正在下沉到区域性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对当地文化的阐释、跨界交流和融媒传播，让国学与地方文旅找到更多的结合点。
国学、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用和如何用？澎湃新闻于近日专访了凤凰网总编辑邹明、凤凰网副总编辑侯春艳以及华人国学大典策划顾问、总撰稿柳理。
怀着温情与敬意，致敬国学
澎湃新闻：可以再介绍一下“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这个文化项目吗？
邹明：“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是2014年由凤凰网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发起的大型文化传播活动，其核心目的是面向海内外华人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每两年一届。前面四届都叫“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到2022年举办第五届时，我们遵照国家相关部委的政策要求，调整为“华人国学大典”。这个项目倾注了我们十年的情感和心血。
澎湃新闻：华人国学大典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十一年，能谈谈它从创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历程吗？
邹明：我用“变”与“不变”来回答这个问题。
十年中五届华人国学大典，当然是顺势而变的，比如Slogan，2014年第一届是“致敬国学”，2016年第二届、2018年第三届是“致敬国学，亲近国学，重建斯文”，2020年第四届、2022年第五届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在形式上，前四届以推荐和评选国学奖为主轴，第五届以评选典范人物或项目并提供相应公益资助为主轴，串联起启动、讲座、论坛、盛典的闭环，与此同时，我们开启了与地方政府的文旅合作，比如在武当山、在天水、在平凉、在陕西留坝举办的文化论坛。应该说，我们一直在做创新尝试。
部分往届华人国学大典活动现场
十年前，弘扬国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量还不够大的时候，我们疾呼“致敬国学”；而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声量无以复加时，有志于此的文化人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在思考的。我们也可以透露一下，第六届华人国学大典将会再进一步，以共享共创的模式来影响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生态。
那么，华人国学大典一路走来，不变的是什么？
首先，凤凰一直是一个国际化的品牌，华人国学大典也一直秉承着国际视野，服务于海内外研究、传播、学习、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道；其次，我们整体品牌与核心内容都保持着公益性，遵循公共传播规律，注重社会服务效果；另外，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更重视国学大典这个品牌与地方文旅的结合。我们不再仅仅是表彰那些象牙塔里的学者大师们，也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
凤凰网总编辑邹明
澎湃新闻：近年来，“国学热”也在回潮，市面上各类国学的活动、国学奖的评选层出不穷，在确定项目时，为什么选择了“国学”这样一个意义范围极大和涵盖人群极广的概念？
邹明：“国学”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同时也有学术表达和大众表达的区别，作为一个带有鲜明标识性的传播活动，我们自然要取其广义，即用以指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有师友提醒，“国学”一词有专门义，有历史性，有民族性，泛化使用则可能如何如何。但是，“国学”的内涵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地延展呢？谈“国学”就意味着复古、意味着闭门自嗨、意味着鼓吹民族主义吗？不是的！中华文化在当代的主体性建构并未完成，我们希望赋予国学以新内涵，使其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进步性。如果一定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么长的词来作为活动名称，那也未免太刻板。
因此，从创办之初起，华人国学大典所主张的“致敬国学”，就不仅仅是致敬学术意义上的“国学”，而是要以温情和敬意，唤起大众去礼敬和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场源自知识界的文化自觉运动。它既继承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关切，同时更关注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挑战和文化使命。
澎湃新闻：我们其实也关注到，随着近几年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国学”的领域中各类活动良莠不齐，也有其他以“国学大典”“国学盛典”为名的相关活动，您怎样看这种现象的出现？
侯春艳：我们也留意到这个现象，这是事物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尤其在文化品牌保护手段尚不健全的现状下，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在当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生态现状中，这恰恰是一种真实的写照。如果你去网上搜索“国学”、“传统文化”这样的关键词，会发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十分突出，问题非常之多，比如山寨“大师”、“伪国学”、原教旨主义“国学”、以割韭菜为目的的相关活动，五花八门，各行其道。在这样的生态中，不同的主导者，带着不同的目的，自然会衍生出不一样的形态和样貌。
任何时候都会有认知和言行上的良莠不齐，我们需要将这些现象放到更广阔的坐标和背景下来看待。比如，最近十来年，“国学热”持续升温，声量之响，前所未有。何以如此？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之上的——它延续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代知识精英从文化自省、自觉到自立、自信的思想变化，同时也映射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从民间到官方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转变。
我认为，“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是有其鲜明的旗帜和独特性的。可以这样概括：它特别强调专业公信力、民间独立性和国际传播力。最为可贵的是，它一直坚持初心不变，注重文化引领和价值引导，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些以“情怀”之名行急功近利之实的事，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凤凰网副总编辑侯春艳
对“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
澎湃新闻：在这样的背景下，凤凰网的“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的独特性是怎样的？
侯春艳：再介绍一下我们“华人国学大典”，在组织架构上，总顾问由许嘉璐先生担纲，第二届到第五届组委会核心成员包括凤凰网、岳麓书院以及敦和基金会。十余家专业机构陆续加入，曾经或正担纲我们的学术支持单位，比如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等。
我们也看到，十年来传播工具、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一直在快速迭代，这对于活动策划者和传播者来说，挑战与机会并存，所谓的活动的独特性，往往体现在集成性而非唯一性上。
就华人国学大典而言，我们认为它的特点分别有引领性、独立性、国际性、互动性和实践性。从效果上看，五届华人国学大典评选出来的致敬人物，比如饶宗颐、李学勤、张岂之、杜维明、许倬云、陈来、叶嘉莹、星云大师、成中英、楼宇烈、许渊冲等大儒名宿，上百位卓越的学者、传播者和践行者，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孔学堂等机构，都欣然接受了这份沉甸甸的礼敬。
在项目设置上，前面四届最重要的看点是包括“国学终身成就奖”、“国学成果奖”、“国学传播奖”等在内的“全球华人国学奖”评选，从提名推荐到复评、终评，我们邀请了海内外数百位知名学者、教育专家、传媒专家、公益精英担任推荐委员和评委，从规则发布、评选过程到结果公示，全过程接受学术支持机构和两轮评审委员会的监督。
澎湃新闻：我们对于“国学终身成就奖”印象深刻，嘉奖、纪念那些正在远去的身影，的确是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所在。
侯春艳：是的，许渊冲先生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传播奖之海外影响力奖，以百岁高龄登台接受荣誉并慷慨发言。颁奖前夕，我们专程去他家里，拍摄了一组珍贵的影像，转年老先生在百岁生日后不久就辞世了。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一部分工作是抢救性的。出席我们首届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的李学勤、李泽厚先生、以及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中受到隆重表彰和致敬的一些老先生，都已相继作古。他们的生平介绍、悼念他们的文章中，往往都会提到华人国学大典，包括当时的颁奖词和他们的相关著作。
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现场许渊冲登台发言
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
清华大学有块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纪念王国维先生的，其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们必须承认，无论追述前贤，表彰先进，还是砥砺时人，任何时代的文化人，都需要这样的文化自觉、表彰勇气和使命意识。
澎湃新闻：以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来看，我注意到在“国学活化计划”这一项中，有200多份推荐项目，最终优中选优，有11个项目高票入选。另外的“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在评选中应当也竞争激烈。我们在思考，其实评选过程中、国学大典品牌对于“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该如何推广传统文化”已经逐渐给出自己的答案，已经在深厚的积淀中摸索出自己的标准，您可以谈谈在历届的评选中，“国学大典”评价的原则和标准是怎样的？而这一标准是否在之后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被检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能实实在在裨益于国学传播的？
柳理： 其实，什么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守正创新弘扬传统文化，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中。作为公共文化传播活动，华人国学大典历来强调价值引导和思想引领。致敬和表彰的对象是谁，以什么标准来评价，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既关系到华人国学大典的基本定位，更关系到我们的价值主张与文化主张。
事实上，过去十年间，华人国学大典从评选“华人国学奖”转向评选三大国学计划，组委会在每一届的策划阶段，讨论最多的就是评选标准和规则问题。如果你去搜索历届华人国学大典所公示的评选规则，会发现它们并没有太大变化。总体来说，其一，致敬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的人、机构或项目，而且，致敬的人是健在的，机构是合法的，项目是公开的；其二，评价标准和评选机制，是分学术研究与传播实践两大类别来设定的，比如针对国学研究者和国学成果的评选，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与学术界评选的通行规则并无本质区别，由华人国学大典发起方之一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牵头召集，邀请学术支持机构和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专家学者进行提名推荐，两轮评审均采取投票机制，终评会成员也是由组委会代表、学术支持机构代表和独立评委共同组成，通过投票来表决结果，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则当场复议并表决，充分尊重评委们的意见。国学传播和实践类的评选，在提名推荐、复评、终评的规则上大体相同，中间多了一个网络投票的环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网友了解入围的优秀传播者、实践者以及相关项目，并参与公共评价，评选标准有三道门槛：一是导向性，二是引领性，三是影响力。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学术、传播、教育、公益等领域的破圈互动，真正激发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提升认知，并将传统文化中依然有益于当代的价值和资源转化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
华人国学大典的评选规则，不能说有多大的独创性，很多是普适性规则，比如学术研究成果，注重其原创性、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发表时间等，又比如国学传播或应用型项目，注重其影响力、建设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原则是这些原则，真要落到具体的人或者项目上，评价起来就很不容易了，需要仰仗评审专家在各个领域的专业判断，所以我们的评审阵容相当多元和庞大，而且为了公正起见，在复评和终评两个环节，每一届都会启用必要的避嫌机制，在评委的遴选上就把好关。还有一条铁律，是作为联合主办方或者组委会成员的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其机构内部的优秀学者、优秀成果或项目，都不参与国学大典相关奖项或资助计划的评选。
澎湃新闻：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中也推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热度大数据报告（2022）》，这一报告用400多个关键词的数据，勾勒出当代传播生态中的传统文化多重画像，可以再谈谈这个报告吗？以及作为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国学的研究、国学人物的评选的品牌，“华人国学大典”观察中的，我国的国学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有哪些向好的方面，有哪些不足？
华人国学大典策划顾问、总撰稿柳理
柳理：这份报告基于对长达十年的网络大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和量化分析，并结合了超过17000人次参与的问卷调查，其结论的形成是非常谨慎的。
我可以概括一下自己的体悟：这一轮“传统文化热”是全方位的，并且这一轮“传统文化热”可以理解为一场官方主推、民间共振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而这场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效果，取决于当代知识精英的行动力与创造力。
另外，当前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传统文化大众传播：声量空前，实热不虚；二是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系统推进，全面深化；三是传统文化市场转化：新潮涌动，跨界融合；四是传统文化学术研究：互动增强，冷热不均。
可以说，作为思想资源的传统文化，与作为生产资源的传统文化，已经登场了。当下的中国，确实也需要有品质的文化登场。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这不能不提到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大众传播上，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迎合娱乐化、快餐化、碎片化的大众消费习惯，以至于大量传统文化垃圾内容充斥网络；在学术研究上，资源整理与系统阐释的基础性工程仍然任重道远，学术成果的大众化普及仍很“高冷”，最典型的是重道不重术、叫好不叫座；在教育普及上，通识普及的维度和层次、教育者的整体规模与素养、传统文化专业师资的培养机制等等，都有待改善；在应用转化上，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化”程度、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特别是面向市场的应用领域、应用场景、应用技巧，以及市场化实践的跨界程度与融合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下沉到区域性的社会实践中
澎湃新闻：谈到今年的活动，我们注意到“致敬国学：华人国学大典”第一次“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主题下沉和聚焦到一个县里”即陕西汉中留坝县，此外也去到另一个地方——甘肃平凉崆峒山，为什么选择了这两个地方？
侯春艳：今年八月上旬到中旬，我们在平凉崆峒山和汉中留坝县，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文化活动，在主题设置上，前者为“从道源圣地崆峒山体悟中华智慧”，后者是“张良会客厅：在秦岭深处读懂中国智慧”，策划和实施都非常成功。
我们希望将华人国学大典下沉到区域性的社会实践中，通过高质量的文化阐释、跨界交流和融媒传播，为地方文旅IP塑造与文旅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直接赋能。
这让我们意识到，随着文化土壤的持续改良，“传统文化登场”不再是一句空话，从边缘走向“高光”的传统文化，现实价值越来越大，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在一些文化资源相当突出的地方，比如留坝、平凉、天水、十堰等等，传统文化完全可以作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康养旅居乃至城市更新的重要引擎，发挥引领和驱动作用。
华人国学大典崆峒山、留坝活动现场
华人国学大典甘肃论坛活动现场
澎湃新闻：这次在留坝特意打造了一个“张良会客厅”，建立这个会客厅的意义是怎样的？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乡村、城镇都建立了各种“会客厅”，这些“会客厅”对于激活当地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侯春艳：我很喜欢“会客厅”这个词，甚至我觉得，有“会客厅”的地方，一定会有底气、有人气。
逶迤纵横的秦岭深处有二十多个县，留坝非常小，常住人口不到4万，却是休闲旅游度假的网红县。留坝因为是留侯张良功成名遂后辟谷修道之地，县因人名，可以说，张良就是留坝最大的人物IP。所以，华人国学大典为留坝打造文化IP“张良会客厅”，可以跳出种种局限，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高士名流和旅居客，在这个场景下与中国历史上的顶级智者张良展开灵魂对话，激荡思想，合作共创，不仅在逻辑上顺理成章，而且有非常大的故事张力和文化阐释空间。
澎湃新闻：我们近些年听到比较多的诸如“在地性研究”，“回到历史现场”，这很像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到名人曾生活的地方、文化诞生和原始语境中的必要性是怎样的？这样的回归对于国学、对于文化传统的赓续与传播有怎样的意义？
邹明：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也是值得年轻人去思考和创新的课题。我们要看到，特别是最近二十来年大量农村人口成为了城镇居民，他们的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实际已经与乡土田园越来越疏离，甚至不会说家乡话了。这意味着什么？借用一位作家的话，这意味着一代人的故乡在“沦陷”。——当然这话有点悲情叙事，毕竟，故乡是相对于他乡而言的，被远离的故土才可以成为“故乡”。我们不必纠缠于这种语词的表述，但必须看到，可怕的不是人们远离了物理上的故乡，而是失去了精神上的故乡。
因此，精神家园的重建，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工程。文化传统的自觉守护，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地性研究”、“回到历史现场”的声音响起来，这种声音在文旅、研学等应用场景中丰富起来，本身是好事，表明了当代人对于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发生地是有积极态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未来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而是多元一体、相互涵养的关系。从文化传承发展的正常逻辑看，当代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守护；而中华文化传统的赓续与传播，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底气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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