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班上的孩子都是19、20岁的“左派”精英。他们毕业后要么进入学术界，要么进入大科技公司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想要改变世界。”
伯克利分校地处加州旧金山湾区东北部、毗邻硅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把加州当作自己的家，因为他们摆脱了循规蹈矩和传统的束缚。”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最新的州情咨文演讲中说道。
但加州也有另一种叙事——失控的房价、高额的税收、拥堵的交通、无家可归的人，山火、干旱和洪水。民调中，逾一半美国人表示加州正在衰落；近半数共和党人不认为加州是“美国的”；甚至连来自加州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都怕其加州背景在选战中拖了后腿。
《我们的城镇》作者、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白宫首席演讲撰稿人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近日在科技媒体《连线》上写道：加州既有着科技创新最好的一面，也有贪婪和自恋的一面。
在公众和监管机构的注视下，曾经被视为去中心化和数字乌托邦倡导者的硅谷创业公司，如今已迅速成长为具备垄断地位的巨头，引发新的社会不满。与此同时，硅谷的“蓝墙”正在变化，科技大佬们以更加高调的方式参与政治，试图通过资本和影响力改变华盛顿的权力格局。
“像人一样，硅谷也会经历周期。老公司抵制变化，新公司拥抱变化。这包括公司如何看待它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尽管一些公司变得更加保守，但许多其他公司仍然拥抱自由价值观。”曾创办初创企业的软件工程师詹姆斯告诉澎湃新闻。
法洛斯认为，加州已被视为一片“觉醒”的荒原，但它仍在一些无人谈论的前沿领域创造未来。（注：觉醒文化是自2010年代以来美国人对左翼政治运动的称呼。2020年代，西方国家许多右翼政治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开始讽刺性地使用这个词来贬低各种左翼和进步运动。）
加州，日落时分，年轻人在码头上跳舞。视觉中国 图
流动的盛宴
2015年，凯文在上海读完大学后申请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为了留在美国，他认真做了评估：传统行业的岗位少；而软件方向的公司比较能支持给外来员工办工作签证，资金也更多。读市政方向的他于是学起了编程，2018年底，正值行业变动，又经朋友内推，他终于入职加州一家科技大公司，成为工程师。
“硅谷连成一片，一条高速贯穿旧金山到圣何塞，沿途分散着各个科技公司，还有小城镇。每个城镇中间有些饭店、商店，周围是发散开的居民区，不同的居民区中间，有小的购物中心。”凯文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描述道。硅谷的高薪与便利让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接下来，新冠疫情和随后的科技新趋势，给硅谷和加州带来了巨大变化。疫情隔离下的室内活动增加，推动了计算软硬件需求暴增，科技公司迎来一波“疫情红利”。但随着疫情后人们更多地走出家门、拥抱面对面的生活，红利消散，硅谷又迎来了裁员潮。与此同时，2022年10月31日，一个叫ChatGPT的聊天机器人低调上线，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涌来，改变了一切。
ChatGPT开发机构OpenAI在旧金山的办公室。
“有很多学生明确说要学计算机、去科技界工作，要拿比正教授高的薪资。因为通常计算机系毕业进大厂做码农，起薪就是15万美金。我们这边，大学教授要做好多年才能拿到这个薪水。”徐舫告诉澎湃新闻。
但竞争也很激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美国应届毕业生失业率为5%，而总体失业率为3.7%。剔除2020年和2021年因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影响，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已达到自2015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2024年3月的最新数据，美国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为4.7%，再一次刷新纪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并不乐观，该校官网数据显示：2023年本科应届生只有51%的学生找到了工作，仍在求职的毕业生占到了24%。
另一边是裁员潮。根据追踪科技行业的网站layoffs.fyi的数据，今年1月，包括Meta、亚马逊、微软、谷歌、TikTok在内的近100家科技公司解雇了约2.5万名员工。2023年，超过1000家公司共裁员超过26万人，除了因为疫情期间的过度招聘，高管们也将此归咎于高通胀和疲软的消费者需求。
经济学家指出，美联储在过去两年内将利率提升至20年来最高水平，这与几年前利率基本为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科技公司享受着“独特的、有利的金融环境”。利率上升导致投资者寻求更高回报的投资渠道，美元走强也使得科技公司更难打入海外市场，而大部分科技公司的收入实际上来自海外。
疫情还带来了灵活办公的热潮，特别是在科技和互联网企业。在硅谷，996式的办公时间并不普遍。“没有处于很卷的状态（不会盲目卷），我工作的团队也平衡得比较好。”凯文9点上班，5点半下班，锻炼、吃晚饭后再回家。工程师工作内容以项目为导向，部门同事各司其职，工作时间灵活。但大公司和初创公司也不一样。
“初创公司需要产品很快地迭代，吸引用户，但在一个比较稳定、已经有一定体量和规模的公司，在产品中会更多考量稳定性。初创公司的压力显然更大，节奏也更快。”凯文说，AI部门的团队是目前竞争比较激烈的领域，可能工作压力挺大。
美国加州，人工智能工程师在测试设施中研究人形机器人。视觉中国 图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潜在影响也愈发凸显。程序员使用AI工具更快编写代码，科技企业高管、技术专家等讨论员工效率会因此提升多少。凯文和同事在午餐时讨论大语言模型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最新进展，自嘲AI的发展可能让他们被取代。“2023年一开始裁员肯定有受到经济情况影响，后面可能有一些结构性调整。”凯文说。
物价也在逐年上涨，一碗面从13美元涨到16美元，凯文本来并不在意，直到他去了别的州，才发现加州的物价竟然是当地的两倍。他说，硅谷这几年社会治安也一直有些问题，晚上在停车场停车，车里不能放贵重物品，不然有人会砸车拿走。每次锁车的时候都会清空车里和座位上的东西。
美国洛杉矶，一名无家可归者躺在人行道上。视觉中国 图
每年发布的“硅谷指数”报告显示，在2016年之前，从硅谷离开的人（主要是退休人员）有七八千人，但从世界各地会净流入1.7万-1.8万人。但自2017年之后，从硅谷离开的人迅速增加，2019年达到2.8万人。
风险投资家、《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曾帮助建立了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如今也离开了硅谷；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也把生产线往更保守的得克萨斯州迁移；不少小型科技创业公司批量迁出硅谷，理由是房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太高。
被塑造的世界观
“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年轻人，或者没有生活在纽约、加州这样经济比较好或者前景比较光明的地方，他们的世界观可能会不一样。”徐舫认为。
尽管如此，硅谷仍然影响着全美国——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打造的产品正触及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
杰森从2008年开始玩社交网络，凭借着分享对美国政治和生活的评论，在脸书上积累了近8万粉丝。基于粉丝数量对网红的分类，粉丝数介于1万至10万之间的用户，属于微型网红（nano influencer）。
与父亲的路径不同，杰森的女儿在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工作。“《纽约时报》自认为是中间派，但左派认为他们不够左，右派认为他们太左。在美国，媒体想要保持中立非常难。社交平台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社交平台的本质是自媒体，让各路人发声。”杰森告诉澎湃新闻。在他看来，大部分美国人之前都信任媒体，认为这是他们获取社会情况和真相的手段。而一旦他们对媒体失去信任，又想知道这些消息，便只能转向社交平台。
在本次大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创建了正式的创作者计划，并历史上首次向内容创作者提供了媒体资质。“当DNC或白宫等政治机构通过创作者经济会议（Creator Economy Conference）等活动正式承认网红时，他们的地位就从内容创作者提升为合法的媒体人物。”马里兰大学信息学院博士研究员、专攻社交平台和在线群体的郑丽亚（Celia Chen）告诉澎湃新闻。
网红在20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自拍。
郑丽亚表示，最近的数据显示，在这个选举周期中，政治组织联系了28%的内容创造者进行创作，表明这种现象的规模很大。“大约52%的美国选民希望这些内容创作者在选举年发布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在16至24岁的人群中，这一数字达到76%。”
“年轻人会在TikTok关注哈里斯，这个平台的很多艺人或网红/大V也支持哈里斯。学生们还和我解释哈里斯的‘椰树’梗，讲哈里斯用的标志，我觉得哈里斯的竞选策略还蛮成功的，能影响到年轻人。”徐舫说。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对社交平台的运用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辛辛那提大学新闻、公共与国际事务教授杰弗里·布莱文斯（Jeffrey Blevins）的著作《社交平台和数字政治》指出，特朗普阵营在创造其社交平台内容时用了很多种修辞手段，主要聚焦于恐惧和愤怒。“不幸的是，往往用户爱看的，是那些能够激起愤怒的东西。第三方用户制造的虚假信息就利用了这一点。”布莱文斯对澎湃新闻表示。
现年67岁、在纽约出生的詹姆斯曾是软件工程研发人员，并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告诉澎湃新闻，美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没实现自己的目标，与他人相比时，许多人会感到失望、嫉妒和不满。“特朗普利用这种不满作为政治信息，那些感觉自己不成功的人，会将责任归咎于他人。这就是特朗普的信息引起共鸣的地方。这些信息不必关乎事实或价值观，只要它是别人的错，这就足够了。”
杰森还记得多年前到访过脸书总部。“当时进门有一块牌子上写着：What if there is no fear（如果无所畏惧，会怎样）？”但随着使用脸书的时间越来越长，杰森觉得，这个平台从最初的“no fear”，变成了“fear mongering”（贩卖恐惧）。
“社交平台或许导致了美国的政治分化，但并不一定是故意要这么做。”布莱文斯表示。但是监管的尺度又在哪里呢？
因为喜欢某一手枪型号，杰森运营了一个关于枪支的小组，1年有近3万人加入。这促使他对监管产生了新的思考：“脸书认为，因为社会良心驱使，平台应该有所行动，（发展带来的）各种力量让平台感到自负，进而会占领道德高地，比如平台认为对的才对，错的就是错的。”
“那些在社交平台上做得好的人，可以拿到钱，还会有课程教他们怎么赚钱。但如果和脸书‘不是一条路’，那么机会就没了。对那些想把网红做成产业的人来说，社交平台还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杰森说道。
但现在，想要“数字搬家”到其他平台很难，因为搬运系统非常复杂。
这种情况可能还会继续。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曾对澎湃新闻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将财富和权力转移到少数科技企业家手中的工具，当前的“不平等”现象是一个警示信号。
铁票仓的裂痕和重塑
手握用户数据、用算法引导舆论的科技公司们也受制于“人”，并在政治上出现分化。
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周，秉持无党派态度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向哈里斯捐款5000万美元；脸书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今年8月表示，将在2024年大选中致力于保持“政治中立”。与此同时，马斯克正全力以赴投身特朗普的总统选战，不仅向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其拥有的社交平台X也在支持特朗普上推波助澜。
实际上，马斯克早就和加州过不去了。今年7月，他宣布SpaceX和X两家公司总部将从加州迁移至得州，主要原因是加州近期通过了一项有关变性人权利的新法案。
“七八年前，在语言使用上，大家没有用单数形式的they。they——他们（原本）是个复数，但是现在有很多支持非二元性别的人说，不要用he或者she来称呼我，就用they或者them，they就是作为第三人称单数来用。”徐舫提到，“比如说3个人开线上会议，你可以叫Olivia，但如果关于Olivia你要讲什么事情，要说they，不能说she。甚至于批改作业、学生开会、写邮件，全都是第三人称，都是用they来指代单数。”
制图 王煜
这种转变在美国引发了不少争议，也是促使不少加州居民搬迁到其他州的因素之一。对于为什么相对于其他标签年轻人对性别认知看得那么重，徐舫自己的思考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年龄种族不能改，年轻人的收入和社会阶层暂时也没办法改。“你能够改什么？你在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出自主能动性？性别认同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的。”她说。
加州是众所周知的深蓝州，凯文表示，加州大选的氛围不如摇摆州浓烈。“身边的同事会讨论比如说这次谁的赢面大，但大家都比较平和，没有特别激烈，也不会说支持谁，会说等结果吧。”
对于硅谷大佬的政治分歧，凯文认为，马斯克仅代表他个人，他的意志也没法影响到员工。加州是民主党的铁票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受到的教育，可能全家几辈人都是支持某一个党的。
美国媒体的报道印证了凯文的说法。“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注：马斯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用于支持共和党）的上门推销员被空运到密歇根州，坐在一辆U-Haul的后座上，被告知如果达不到拉票配额，就必须自己支付酒店费用。这些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在帮自己并不支持的特朗普竞选。” 《连线》在10月30日一篇报道中写道。
“这边的科技公司，包括东海岸、西海岸，倡导的都是多元和包容，吸纳移民。本身科技公司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大多数人都会对（特朗普支持的）孤立主义持否定态度。”凯文说。
2024年3月22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向“安全健康加州运动”的成员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对于移民问题，“（如果特朗普上台），微观上对我们和留学生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签证、绿卡这些框架政策，也不会因为特朗普上台就取消了。合法移民在他的议题中应该只占很小一部分。”凯文认为，如果出台政策形成系统性歧视，问题就严重了，系统性歧视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红线。
尽管凯文个人认为，选择哪个党派，在经济层面微观上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别。但对于企业高层来说，如何站队确实关于其未来的发展和生存问题。
自2016年以来，民主党与硅谷之间的联盟瓦解就初见端倪。当时许多民主党人将特朗普的胜利归咎于互联网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因此呼吁修改“用户言论，平台免责”的美国《通信规范法（1996年）》第230条，并试图推动全国性的在线隐私保护法案。在拜登任内，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对科技巨头展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反垄断审查。
随着虚拟货币产业的发展，拜登政府加强了监管；而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新挑战时，政府又采取了谨慎措施，强调保障AI技术的安全与可信度。在共和党这边，2024年共和党平台强调将结束对加密货币的打击，并废除拜登“阻碍AI创新发展的危险行政命令”。特朗普本人在竞选期间也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风险投资人安德里森及其合伙人霍洛维茨表示，他们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共和党对虚拟货币持开放态度。
显然，监管尺度对于科技大佬决定支持谁很重要。“有人曾对我说：年轻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自然拥有社会自由的观点，而老年人在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退休后，自然会变得保守。”詹姆斯说。
回到2010年，46岁的哈里斯赢得加州总检察长选举，一段她的演讲被公开。“我们是为这个国家其他地区创造领导力的州。”她对一群欢呼的加州人说，“基于我们的信念，我们可以坚强，我们可以聪明，并且始终致力于我们的历史，同时被赋予权力了解我们的命运。”
“这些言辞深入地激发了人们对加州作为美国生活潮流引领者和典范建设者的巨大作用的共同认识。”法洛斯在《连线》中写到，“无论谁主导国家政治，加州都值得作为‘重塑州’而不是‘抵抗州’受到新的关注。”即使特朗普当选，“加州的发展仍有可能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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