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与高犯罪率”“经济下行期的婚姻选择”“成功女性是否更容易离婚”……这些与性别热点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话题，均出自《性别经济学》一书作者、经济学家和商业高管刘倩之手。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性别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女性、男性、孩子、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很有利。”
《性别经济学》书封
她发现，很多人未必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经济学是我掌握的唯一武器”，她说，“我希望能通过这些研究和写作，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些现象”。她坚信性别平等“符合历史潮流”，而强调性别平等的关键之一是，“提供选择的自由”。
刘倩的职业生涯十分顺利，她博士毕业后就加入经济学人集团，先后负责中国的宏观经济团队及全球经济研究团队，也曾是欧洲证券和货币管理委员会的公司内部审查主席。她长期专注于劳动经济学、性别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人集团的十六年职业生涯中，有八年担任大中华区总裁。
今年年初，刘倩离开经济学人集团，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还把自己九年来围绕性别议题的经济学科普写作结集出版。虽然恐高，她还是一位持证跳伞员。除此以外，她还是一位母亲。不过她也坦言，家庭事业平衡是不存在的。
澎湃新闻和这位“斜杠”女性就性别视角下的生育政策、职场性别平等和她的工作经历等话题聊了聊。以下是刘倩的讲述。
我从小对性别议题就很关注。我出生成长于比较传统的山东，后来去了性别平等程度领先的瑞典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以我的性别概念一直非常敏感。经济学博士研究期间还专门参加过国际性别经济学训练营和研讨会，博士期间论文其中一篇就是要用科学的数据和研究来驳斥“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的说法”。
2015年，我写了第一篇经济学科普文章《“剩女”经济学》。当时社会热议“27岁还不结婚就是剩女”的观点。其实从数量上看，中国并不存在“剩女”现象，反而有约4000万“剩男”。我把国际相关研究和中国近300个所有的地级市数据进行分析，讨论“剩女”更多是由于市场机制的配对失调，也运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概念解释婚恋市场。
这篇文章反响很好，我陆陆续续地继续写，并开设了“性别经济学”的公众号。除了讨论“生男生女”“二胎政策”“离婚冷静期”等社会热点话题外，我也写了一些基于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探讨这些研究对中国的意义。
由于工作繁忙，我一年最多写两三篇。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这是首次对性别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认可。这促使我思考过去积累的十几万字应该总结成一本书。
缺失性别视角或导致决策方向偏差
我学的是经济学，现在全球最流行的两本经济学教材，一本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已经重印了二十版，在这本1187页的书里，谈性别问题的连半页都不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曼昆在书中探讨歧视时，首先引入的是非常美国视角的种族、特别是黑人问题，其次是体育，最后才是性别歧视。
我想强调的是：女性的视角和男性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当缺失了女性的视角，就可能缺失非常重要的方向。
比如，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任泽平、梁建章等几位老师写过一份《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报告中提到奶粉价格、房租、学费等各方面的高成本导致大家不愿意生孩子。他们计算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是48.8万元。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如何降低这个成本。
我看到这个报告时，感受非常矛盾和复杂。一方面，这个报告很有意义，引起了更多社会以及政府的关注。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缺失了性别视角的例子。
于是我邀请北京大学的赵耀辉老师和张晓波老师，一起写了《性别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经济学里面不仅有直接成本，还有机会成本。上述报告忽视了“母职惩罚”——即母亲在生育后面临的职业收入下降，即机会成本。
我们借用国际顶尖的相关经济学研究如美国、丹麦等国，综合借用了相对平均的20%的数字来分析中国的情况。研究发现，在中国生育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是57万元。远超直接成本的48.8万。而这仅仅是间接成本这一项，还没有考虑很多不确定性成本，比如离婚率增高、孩子抚养权的争夺等。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生育政策只能关注一个方向的话，它应该关注“母职惩罚”这一方向，而非直接成本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性别视角有时候可能是最重要的视角，缺失性别视角可能导致决策的整体方向偏差。
职业隔离与隐蔽化的歧视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求职话题，我们会发现，某些职业男性特别多，而某些职业女性特别多。有些人认为这没什么，并不是一种不平等的现象。从经济学怎么看呢？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关注的研究方法领域之一。我们要把外部可能混淆视听的因素剥离，然后分析问题本质。经济学通过巧妙的模型或自然实验等方法，确定谁导致了谁，找出准确的因果关系。
研究性别歧视问题上，最早的经典论文是Claudia Goldin与Cecilia Rouse合作研究美国交响乐团在20世纪70年代招聘新人时的重要改革。可以类比为《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盲选机制：参赛者对着评委的背演唱，评委基于表现决定是否转身。
以往，评委是面对面观看参赛者演奏，可以看到选手。改革后，采用了盲选机制：拉上帘子，铺上地毯，确保评委不知道上面演奏的是男是女，是白人还是黑人。此外，铺上地毯后，评委也无法通过高跟鞋的声音判断性别。这样就实现了真正的盲选。
然后我们可以完美地对比传统机制下和盲选机制下的录取概率。研究显示，当使用盲选机制时，女性被录取的概率提高了60%。这是明确的性别歧视。这个结果不仅比例很高，而且在统计学上也非常显著，结论十分有意义。
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国内浙江大学的李实老师，他在研究我国收入差距方面非常有名。大量国内研究表明，即使考虑了所有可能解释差异的因素，如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民族、户籍等，依然有40%~80%的差异无法解释。很大程度上，这些无法解释的差异是直接的性别歧视。
既然那么多国内外研究都表明性别不平等在职场中依然非常明显，为什么人们没能更多地团结起来影响决策者，以求改善职场的性别歧视情况？
首先，我并不觉得大家普遍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存在。很多人认为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有些男性甚至觉得自己“怕老婆”，误认为这已经是性别平等的体现。实际上，性别歧视和偏见仍然严重存在，只是形式可能更加隐蔽。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家务分配不均：我国家庭内女性照顾家务和孩子的工作量是男性的2.6倍。例如，我在书中提到，大家不要再说“帮太太做家务”。“帮”这个词语暗示了家务活本来就应是太太的责任，而男性在做这些事情时只是帮忙。
还有一个现象叫做“性别展示”（gender display），研究发现收入越高的女性在家里做家务的量反而会增加，要通过多做家务来维持自己“够女性化”的形象。
这些例子说明，尽管我国性别平等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家庭、工作和社会观念中，性别歧视和偏见依然普遍存在。认识到这一点，是改变的第一步。
其次，很多人感觉女性赋权对男性不利，不想让女性地位提高——而这是错误的“零和”理解。事实上，性别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无论是女性、男性、孩子、社会和经济发展均如此。
例如，在教育方面，全球研究表明平均多上一年学，未来工作年收入会增加8.8%。相比之下，把钱投资在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的年平均收益率仅为2.4%。因此，投资教育的回报更高。特别是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更高，达到了10%。
另外，女性受教育不仅提高了她们自己的收入，还提高了家庭整体的经济状况。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丈夫的收入相应增加18%。女性高学历还对全家人的健康、寿命、孩子的身高、营养、学习成绩等均有积极影响。
由于生育率问题，近年来有声音呼吁女性更多回归家庭。我们需要在这个平衡中找到突破口，因为女性不仅对家庭非常重要，对经济发展也贡献巨大。女性是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且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第三，性别平等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时间，也需要女性团结。文化和社会习惯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依然存在，例如女孩子从小玩娃娃或过家家做饭，看的童话故事如果总是“等待王子拯救公主”，那女孩长大后就不会主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男孩们从小一起玩儿，团结和合作和概念更强烈。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文化生活中慢慢调整，也需要希望性别更加平等的女性之间有更多合作。
第四，决策层的性别比例不平衡。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政府决策中，如果决策者大部分是男性，即便他们主观上希望为女性谋福利，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问题的根本，因此会导致决策不能切实解决女性所面临的问题。让更多女性进入决策层，是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一步，也是一种更全面和有效的决策方式。
事业家庭平衡的“不可能任务”
因为我在职业上做到了比较高的职位，很多人就会问我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的问题。但我自己并没有平衡好。我给自己的公司起的中文名字叫“东西均”，带有东西南北各国平衡的良好愿望。这个名字源于明代思想家方以智的著作《东西均》，“均”在古文中还有磨平缝隙的工具和均衡过程的意思，表达了希望世界能以更加平衡可持续方式发展的愿景。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人都做不到事业家庭平衡。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实现最大效率，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没法同时兼顾所有事情。
男性也是一样。很多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男性表面上似乎有一个家庭，但其实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少。我在书中写了一个叫“达沃斯爸爸们”的团体，他们是外界眼中世界顶级的成功男性，但在家庭角色上感到挫败。他们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与孩子建立更深的联系，分享不知所措和无从下手，甚至为年轻时未能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上而懊悔。事实上男性在家庭和事业的平衡上同样感到巨大压力，只是社会不鼓励他们表达这一困境，或者让他们认为努力赚钱就是唯一的爱家庭的方式和责任感的表达。
强调性别平等的关键之一是，提供选择的自由。有些母亲可能更愿意在职场发展，而有些父亲宁愿待在家中。我们应该给大家这些选择的机会。
主动带来自由
我的工作比较顺利，起初我加入经济学人智库，成为首位中国经济学家。八年前，公司看中中国发展，决定设立集团总裁的新职位，统筹管理在华各个部门的工作，我就一夜之间从经济学家转型为商业高管。
我在公司平台上成长、学习了很多，有幸在中国崛起和国际合作方面也做了些有意义的事。例如与来访的各国领导人、跨国企业CEO等分享中国状况、为出海企业提供咨询和重要桥梁服务等，有机会做许多有意义的项目。我认为在国际平台上促进中外沟通和理解非常重要。近几年，工作中的可操作空间减少。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是时候改变了。
我是一个喜欢挑战自己的人。举一个非经济学的例子：我是一名持证跳伞员，但其实我非常恐高，所以我特别要挑战自己，克服恐惧，现在我已经跳伞180多次，还即将开始最自由的翼装飞行。
跳伞是一个突破舒适区的极限运动，从飞机上跳出去前并不舒适、甚至害怕，但一旦跳出，那种体验却是无比快乐的。既然有伞包，那就勇敢跳出去，迎接更美好的蓝天和可能。所以离开是一种必然。
作者供图
我觉得世界舞台上缺乏中国声音和女性声音。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无知非常普遍，近两年还充满中国威胁论和经济崩溃论，所以理性客观平衡地讲好中国故事特别重要。近期我在沙特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发言，与欧盟副主席、沙特王子和外交部长等嘉宾探讨国际合作和信任重建的议题。从我的国际传播经验来说，我觉得讲好故事需要两方面，一是好故事本身，一是讲故事的技巧。讲故事不是为了讲而讲，而是为了能影响且改变对方。讲故事不是要自己说爽了，而是要能有效地正向改变。
女性的声音也特别重要。很多国际峰会上都有硬性规定，每场讨论都要有最少一名女性嘉宾，保证不同视角的声音能发声。另外男性沟通有时冲突性的元素更多，而有效的外交经常需要不同的沟通方式。
我在今年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专注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和商业咨询。凭借过去的工作经验，我可以帮助国际客户更好地了解中国。另外也为那些不仅关注欧美市场，还希望拓展至南亚、中东等地区的中国出海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这些工作很有趣，特别是在这些新兴市场，发展迅速、充满活力和机会。
这些工作与之前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而不仅仅传递公司立场。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自由。当然，我也非常欢迎与大家讨论好的计划，考虑新的机遇。
目前我的性别经济学公众号依然在运营，最近更多的是分享新书的线下活动。我也开始尝试使用小红书，具体方向还在摸索中。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觉得我额外做的事情有一些积极影响和意义。
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性正在上升，我们正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过渡到新的性别平等均衡。之前的模式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未来的方向则是更加平等的性别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潮流，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工作可以加速这个转变，让更多人看见这一趋势，让历史大势可以来得早一些，更平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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