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解释众多，弗洛伊德的解释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他说，这部悲剧被当作命运的悲剧，但触动古代人的“命运”——在不可阻挡的神谕面前，人的意志徒劳无功——不再能够打动现代人。如果现代人在观看或阅读《俄狄浦斯王》的时候还能被它深深地吸引，那么它的悲剧效果就不能直接从命运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对比获得，而只能从悲剧的材料——把命运与自由意志的对比具体化的材料——当中去寻求。
弗洛伊德的意思是说，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对比这个框架仍然有效，但“命运”变了。现代人不相信占卜和神谕。他说：必定有某个内在的声音为我们准备好了去承认《俄狄浦斯王》所体现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古代人和现代人，总之，在人类身上，施加了同样的诅咒。
古人不知这诅咒在我们自身，以为是出自德尔菲神庙。但他，弗洛伊德能够指认，那“内在的声音”就是今天已经成为日常流行语的“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结”：“我们最初的性冲动是指向我们的母亲的，而我们最初的仇恨与谋杀的冲动是指向我们的父亲的——这或许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俄狄浦斯无意中杀父娶母。他“误以为”这是神意，但弗洛伊德说这是人不可避免的性冲动。毫无疑问，这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隐秘冲动。
由于《俄狄浦斯王》是围绕俄狄浦斯自己发现真相这个情节设计和展开的，我们也可以说，弗洛伊德通过他富于想象力的解释，僭取了俄狄浦斯的位置，而成了人类悲剧的主角：他发现了自己的、同时也是俄狄浦斯和所有其他人的“真相”，那个在他幽暗的意识深处发出的“内在的声音”；他为此感到震惊，但仍然大无畏地将它大声地说了出来——人生来就有弑父娶母的冲动！——不妨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又一出《俄狄浦斯王》！
应该说，这是一个巧妙的解释，但经他这么一解释，索福克勒斯这部杰出的悲剧反而显得非常可笑：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够恰当地予以抑制和控制的那种冲动——如果有的话——竟然在一个传说中智慧而又勇武的英雄人物身上造成了灾难，这一定是对“英雄”一词的讽刺。
我无法想象，一名现代读者在阅读《俄狄浦斯王》的过程中，只是由于他对杀父娶母这个情节产生了无意识的“共鸣”才被这出戏剧震撼的。我宁愿相信，《俄狄浦斯王》的现代读者通常跟索福克勒斯的同代人是一样的。他们都可能感到，在命运，或者不可控制的世界力量面前，人的自由只是徒劳。
而只要人的生活主要是社会生活，那么，他所体认的这种命运或世界力量，就总是出自外在于他的力量：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不单由自己，而且更是由无数他人和无数偶然所“决定”。现代人马基雅维利就按照古人的风格，将其称为“幸运”，一位女神的名字。
细究起来，神谕的观念对于《俄狄浦斯王》的古代观众来说，可能并没有起到弗洛伊德想象中的作用。《俄狄浦斯王》不是由于利用了神谕的“迷信”才有力量。相反，它反倒是要运用戏剧效果，“证明”神谕的可信性。因为在索福克勒斯写作的时代——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神谕观念已经陷入怀疑与批判：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出现了王后同时也是母亲伊俄卡斯忒对神谕的质疑——她试图让俄狄浦斯相信，神谕已经失灵了。
一部试图恢复神谕信誉的戏剧，不可能利用对神谕的信仰。它需要在神谕之外找到可信性。这正是《俄狄浦斯王》的匠心所在。这出剧中真正的推动力不是神，而是俄狄浦斯的聪明才智。是俄狄浦斯的“理性”支配了整个故事，支配了发现真相的全过程。
神谕在这出剧中是已经被实现的事实：故事的前提是罪孽已成既定事实——俄狄浦斯已经弑父娶母，现在，在这部剧中，他作为忒拜城的国王，决心要像一名侦探一样发现犯罪事实。让观众惊心动魄的，正是这个发现事实的过程。俄狄浦斯就像一位福尔摩斯，只是这位福尔摩斯最终发现自己就是罪犯。现代人和古希腊人同样会发现，人的努力和才干，到头来竟是一场空，就像歌队所唱：“凡人的子孙啊，我把你们的生命当作一场空！”
《俄狄浦斯王》的说服力来自情节设计的合理性。所以为了欣赏索福克勒斯悲剧的悲剧性，我们不需要成为弗洛伊德那样的现代人。当然，他的解释足够天才，但他也在同等程度上是任意和专断的。他看到了“俄狄浦斯”，却没有看见“王”，以至于他看不到索福克勒斯讲述的俄狄浦斯故事所具有的独特之处。
有必要强调这部剧作的名称。“王”这个称号指明了俄狄浦斯在这部剧中的角色身份，它很可能表示，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不是一名个体英雄的私人故事，而是一出与城邦（政治）有关的悲剧。这出悲剧的全部焦点就在俄狄浦斯这个“王”的身份之中。因为索福克勒斯为戏剧设定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
在俄狄浦斯当上忒拜国王十多年之后，城邦遇到瘟疫，饿殍遍野。老弱病残聚集到王宫门前，请求俄狄浦斯再次拯救城邦于水火。俄狄浦斯派去德尔菲神庙的克瑞翁正好返回，带回阿波罗的神谕说，拯救城邦的唯一办法，是找出杀死前国王拉伊俄斯的凶手，将其处死或驱逐。于是俄狄浦斯当着众人的面立下毒誓，势必找到元凶，严惩不贷。结果，俄狄浦斯发现自己就是这个凶手。
所以，《俄狄浦斯王》要说的是：一位曾经拯救了城邦的国王，凭借自己的才智，最终发现或终于领悟到，自己正是这座城邦的祸根。
我曾请教博学的阿克隆河学者，索福克勒斯的这部悲剧希腊文的原题是Oedipus Tyrannus（《僭主俄狄浦斯》），为什么英译本总把它翻译成Oedipus The King（《俄狄浦斯王》）。据告，这可能是因为英译本遵从了拉丁译法。拉丁译法把Tyrannus（僭主）译成了Rex（王）。而拉丁译法之所以这样翻译，可能是由于拉丁帝制的语境忌讳“僭主”这个称呼。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不过令人好奇的还有，为什么索福克勒斯要使用“僭主”这个词来称呼俄狄浦斯？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没有僭主，所以俄狄浦斯本来是不应该被称为“僭主”的。用“僭主”来称呼他，是时代错位。另一方面，索福克勒斯的时代，“僭主”一词已经带上了鲜明的道德色彩。用这样一个贬义的名称来称呼一位传说中的英雄，有些令人费解。历史学家表达了类似的疑惑：“……到公元前510年，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被逐，新政权通过了防止僭主政治重演的法律。僭主诛戮者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在公元前514年因杀死庇西特拉图的次子西帕尔科斯而被奉为英雄。因为甚至对庇西特拉图后裔的温和的僭主政治也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感，所以，当发现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五世纪，对其悲剧中的国王能交替使用‘僭主’与‘王’（巴塞勒斯）的称呼，而不明显地感到僭主完全是国王的一个贬义词，决不单单是国王的同义语时，就不免使人感到震惊了。”（安德鲁斯：《希腊僭主》）
安德鲁斯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第一，“僭主”和“王”两个词，在最初的时候应该就是可以互换的，只是后来发生了“僭主”被贬义化的状况；第二，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时代虽然这种贬义化已经发生了，但出于诗歌的特殊原因——比如不像散文，诗歌需要节奏和韵律，从而需要更多可以灵活互换的同义词——这种混用现象仍然残留着。
虽然安德鲁斯在对希腊僭主的研究方面有卓越的贡献，但他的这个解释有很大的缺陷。至少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部剧来说，这个缺陷非常明显：“僭主”被用在了标题当中。如果“僭主”只是一个可以用来改善诗句韵律的词语，那它就没有必要出现在剧名当中。在反僭主的意识形态氛围当中，这样的命名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更合理的解释或许在于：《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的道德教诲，与反僭主的意识形态是吻合的。这就是说，索福克勒斯要说的是：僭主能够拯救城邦，但他自己也同样是城邦的祸根。并且应该再补充一点：僭主的这种危害性来自僭主身份，与担当僭主的那个人的品质无关。因为索福克勒斯让他的观众们看到，即使是像俄狄浦斯这样无辜、勇敢和智慧的人——有些分析者认为，这个人物形象正是伯里克利葬礼演说词中描绘的雅典人的形象——他也照样逃不脱僭主权力的诅咒。
与许多僭主一样，俄狄浦斯不是凭出身，而是凭能力当上统治者的。但俄狄浦斯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智慧足以让他发现自己的真相：他才是城邦灾难的罪魁祸首。这是独属于俄狄浦斯的悲剧性。
戏剧的结尾是俄狄浦斯自己动手戳瞎自己的眼睛。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作为英雄的俄狄浦斯在那一刻超越了僭主悲剧，恢复了英雄之身。因此，这出悲剧的结尾不是单纯的悲悯或哀叹，而是重新在读者或观众的心中激起了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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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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