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斌评《朦胧的镜子》丨精神创伤与历史书写

《朦胧的镜子》，[美]杜润德著，丁波、丁慧添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256页，69.00元

1890年，沙畹法译《封禅书》出版，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余年，恰合乎《史记》一百三十卷的结构。在这一百三十年间，海外学界不乏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涵盖翻译、文献学、史学、文学各方面。只是这些研究多为单篇论文，以专著进行讨论的并不多，而其中有分量的则更少，商务印书馆近年翻译的两部便是其中翘楚。侯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1999）、杜润德《朦胧的镜子》（1995）分别从史学与文学角度回应《史记》的“一致性”问题，观点迥异而又可互资为用，如同双生。虽然侯格睿书后出，然其博士论文《〈史记〉的客观与阐述》（Grant Hardy,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 Yale University, 1988）早在1988年已经完成。二人均在著作中引用了彼此论文（如杜著页14，侯著页9），可知写作时互有借鉴。将二者对读，观其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上之异同，会发现诸多有趣之处。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美]侯格睿著，丁波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史记》的第一命题

两人的问题意识不约而同集中在《史记》一致性问题，与其相同的文化背景有关。众所周知，《史记》不同篇章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文本甚至前后矛盾。西方学者阅读时，不可避免产生困惑，“任何习惯了西方‘不间断’叙事特点的人——也就是说任何渴望单一、清晰叙事线的读者——注定会被《史记》的叙事特点所折磨”（页113，此后引文若不特注书名，即指杜著《朦胧的镜子）。

以史学传统而言，西方读者往往将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然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聚焦于雅典与斯巴达短短二十五年间的战争，以近乎中国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连贯陈述，字里行间试图呈现纯粹客观的态度。相比之下，《史记》作为通史，时间尺度跨越千年；其纪传体结构似乎隐含了司马迁理性解释历史的企图；而各传记短篇之间，却又风格迥异错出，内容矛盾参差，像由断片连缀而成，无法抽绎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或观点。若以阅读修昔底德的期待去读太史公，必将遭遇巨大困惑：作者是否有自己的历史态度想要表达？

这种困惑早被华兹生所注意：“（《史记》）与西方对历史书写形式的一般认知有着极大的差异，需要很仔细的解释。”（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104；译文引自《历史的长河》，[美]倪豪士著，邝彦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页99）沙畹法译本《史记》序言亦提出：“我们可以称西方历史学家的作品为化合物，而中国作者的作品只能是混合物。……对司马迁批评的标准就不能与对修昔底德、李维或是塔西佗的相提并论。”（转引自《历史的长河》，页94）总之，正如杜润德所言：“在司马迁笔下，我们找不到修昔底德的历史那种特有的在论证意图上确凿无疑的明晰性。”（《海妖与圣人》，杜润德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页229）

故此，一致性问题真可谓西方学者面对《史记》的第一命题。其解答必然导向两种结果：这种不一致是司马迁有意而为（如侯格睿所言），抑或是无意而成（如沙畹所言）。对前者而言，学者往往会比较不同篇章，为其差异寻找一个可供理解的逻辑结构。如简小斌博士论文《〈史记〉的空间化》（Jian Xiaobin, 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 Print），便将历史空间化而非时间化，从而解释《史记》非线性时间的章节设计结构——这或许启发了之后侯格睿的研究。杜润德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第六章指出《史记》文本“碎片化”，并将之扩大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广泛差异，认为这种差异源自中国人认知体系所独有的“多元性”和“分离性”（页180-182）。但是，他没有像侯格睿一样从结构建构上做出努力，而是恰恰相反，坦然承认《史记》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脱离了司马迁的把控，并试图理解导致失控的原因。从这一点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推进了沙畹的意见。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过去为何朦胧

杜润德在《朦胧的镜子》中，将历史写作比作镜子，反射的是过去。所谓“朦胧”，意指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并非过去的客观呈现，而是被扭曲过的画面：“这位文学天才在自己所讲述的故事中看到了复杂性、矛盾性和模糊性，最终颠覆了自己‘假定的原则’——某种意义上，他丧失了对文本的控制。”（页189）此话大概已将杜氏的任务交代清楚：司马迁的底色是文学家，撰写《史记》某种意义上是在讲故事，他有自己撰写历史“假定的原则”，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遵守。杜氏需要厘清司马迁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会打破这个原则。

杜氏此书分作六章，结构十分清楚。导言开宗明义，以“礼”指陈规范要求和中正情绪，“文”指代企图冲破规范的审美倾向。“礼-文”这一组概念贯穿全文，既提炼司马迁长安正统世界与出生地龙门浪漫世界的隐喻，又揭示出他“历史哲学家”与“故事讲述者”的身份矛盾，以及《史记》一致性与全面性之冲突。

杜氏有两个基本洞见：其一，修昔底德在柏拉图之前写作，而司马迁则在孔子之后写作，一为前哲学的历史观，一为后哲学的历史观（《海妖与圣人》，页127）。因此，想要理解司马迁，必须先理解司马迁眼中的孔子。其二，“孝”对司马迁具有重要意义，理解司马迁首先要理解司马谈与孔子，一为生身之父，一为精神之父。孔子对司马迁的意义至少有两重：一方面，作为精神之父，孔子作《春秋》，为史家树立了高度与法度；另一方面，作为生身之父，司马谈临终遗命，令司马迁绍述孔子，“无忘吾所欲论著”（《太史公自序》），从而令司马迁“尽孝”与绍述孔子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孔子是《史记》的中心人物”（页55），前三章都围绕司马迁与孔子之关系展开。

在杜氏看来，司马迁笔下的孔子不仅是理解孔子，更是理解司马迁的入口。司马迁希望像孔子一样综合历史，成为“第二个孔子”。但他无法写出《春秋》那样克制的史书，因为他所面对的历史材料已经太过复杂。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的个性具有一种内在张力，去势之耻使他充满了郁愤之情，拒绝自杀、忍辱苟活更令他备受煎熬，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发愤”。在许多人（甚至他自己）看来他早已该死，他必须要为自己的写作塑造崇高的缘由，以维持“生”的合法性。司马谈命他绍述《春秋》的遗志（即使可能是司马迁所杜撰），孔子“厄而作《春秋》”，这些都为他创作《史记》提供了合法性与神圣性：“只有当他最终能复制‘至圣’的贡献，并把他个人的挫折与他经历的一切编织成一个新的综合体时，他拒绝自杀才是合理的。”（页80）

因此，司马迁将孔子塑造为一个英雄，并发自内心地宣称孔子是至圣。磨难和挫折为孔子提供了动力，促使他整理编纂六经。通过论述孔子行迹并赋予《春秋》重要性，司马迁暗示自己与《史记》正在经历相同的过程。但是，过去的精神创伤如同一个幽灵挥之不去，迫使司马迁从一个历史哲学家转变为故事讲述者，讲故事的冲动颠覆了“礼”的克制，使《史记》的写作溢出了《春秋》的边界。

接着，第四章《亡父与活着的记忆》以锐利的眼光发掘了《伍子胥列传》对自杀与忍辱这一命题的隐喻式回答。杜氏分析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到《史记》的伍子胥叙事，指出司马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首先，儿子对父亲有什么责任，这种责任与中庸之道如何平衡；其次，对于将缺席的未来，失败者和被抛弃者如何在死亡之时获得安慰。”（页129）具体而言，不同于《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记述，《史记》的伍子胥故事中增加了伍奢的发言，体现出“司马迁对一个父亲临死之前说的话有特殊的兴趣”（页134）。同时，伍子胥成了狂热贯彻父亲遗命的代表，而夫差则是不孝忽视父亲遗言的典型；司马迁则在二者之中为自己寻找一个中间地带：他既不能完全按照儒家典型要求自己，又无法不去写作历史，因之只有创作出带有自身印迹的全新历史著作。

第五章依旧围绕自杀与自赎的主题展开。杜氏从七十篇列传中，专门检选出《刺客列传》与《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聂政自杀、聂荣哭街与鲁仲连劝降燕将两段叙述，指出司马迁在死与不死之间的矛盾纠结。如果没有聂荣，聂政便会声名不显，就像燕将的自杀让自己在历史上从此销声匿迹一样。从具体的事件分析中，杜氏做了非常精彩的提炼：“在这两个故事中，司马迁关心的主题是如何死、何时死，他在其他地方直接谈到这个问题：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页170）而《魏公子列传》则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尽管能识人用人，信陵君自己却并未被器重，最终沦为嫉妒者迫害的对象。司马迁从中看到了自己。不公正与不正义——就像《伯夷列传》中质疑过的一样——令他感到需要有所作为。因此，记录历史，“用自己的一生照亮过去的英雄”（页178），成为他自赎的方式。

最后一章则别出心裁地比对《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给出了十分精彩的分析，如：传文文本中呈现的项羽是动态成长的，而刘邦则处于静态的形象；动态的项羽，历史观却是希望倒退回战国，而刘邦则代表了向前发展的历史制度。杜氏指出，两篇本纪结尾论赞的态度与正文所呈现的传主形象是不吻合的：“在这卷的最后，司马迁放下叙述者的架子，把他自己的故事放在一边，以儒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发表了对他刚刚讲过的故事的评论。”（页207）从而指出，在一篇之中，存在作为讲述者的正文的司马迁，和思想者的总结的司马迁之断裂。司马迁试图成一家之言，但是故事的矛盾性、复杂性、模糊性最终使他丧失了对文本的控制。于是再次确认了作者的论断：“司马迁不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说教者。相反，他是一个既写历史又写故事的文学天才。”（页209）

《海妖与圣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精神分析与历史书写

认为作者个性有意无意参与了文本塑造，进而探讨其写作目的，不可避免会走向精神分析的范式。宫刑的羞辱、父亲的遗命、拒绝自杀、与权威（父亲、孔子、汉武帝）的复杂关系……正如这里所展示的，精神分析总是格外关注作者的精神创伤、父子关系、自杀与自赎、权威与压抑。而为了使文本与作者自身发生关系，以证明司马迁确实将个人情感深刻地投射在其历史写作，杜氏便需要通过文本分析将司马迁个人经历比附其中，探讨文字背后的精神诉求。这正是他所试图做到的。譬如，杜氏称：“我已注意到司马迁对自杀的迷恋，他自己拒绝自杀，但他笔下许多优秀的文学形象，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另一个自我，都坚定地选择了自杀。”（页203）又如，鲁仲连警告燕将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而司马迁在同样的话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自杀以免得蒙羞是小节，而忍受羞辱继续生活并努力成荣名，提供了更高尚的选择。司马迁和伍子胥、管子、曹沫一样，不愿意“绝世灭后，功名不立”。而聂荣、燕将、项羽面对死亡做出的不同选择，都是司马迁另一个自我的呈现：“通过他的选择成为司马迁的另一个自我，一个‘未走之路’的案例研究。”（页170）由此推得，司马迁的传记书写烙有深深的个人印记：“他在发现了自己生活和经历的轮廓之处，进行了改编。”（页171）这也便是《朦胧的镜子》书名的涵义：司马迁所面对的过去的复杂性与他个人的焦虑抑郁相交织，呈现出一面扭曲的、阴云密布的镜子。

不同于侯格睿主要从史学角度对《史记》一致性问题的回应，杜润德此书则从文学、叙事学、精神分析的角度给出了他的答案，其中往往有令人激赏的洞见。杜氏对《史记》中伍子胥、聂荣、鲁仲连、项羽和刘邦的文本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将司马迁个人经历与传主相互勾连、探幽索隐，不仅展现出一个受情感强烈影响的司马迁，也提供了解读这些传记的全新视角。

当然，杜氏对司马迁的分析亦有仍待商榷之处，李惠仪在其书评中，已经对杜氏认为司马迁将个人情感强烈投射于书中的基本观点做出质疑。再譬如，杜氏强调《史记》无节制的写法违背了《春秋》的克制，但却没有注意到两者在微言大义、褒贬古今上是一致的。这种褒贬表达了司马迁特殊的个人道德观，正是这种道德观使《史记》在早期不如《汉书》受到经学家欢迎。这种以史书抒写个人褒贬的作法恰恰是司马迁从精神内核上遵从孔子的证明。

从学术史来看，早先沙畹对《封禅书》和何四维对《大宛列传》（A.F.P. 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Brill, 1979）等的研究，反映的是欧洲汉学界以历史学家眼光将《史记》作为史料加以利用的一条线索。而英文学界对《史记》专书的研究，则往往将目光集中于其中部分篇章，如《项羽本纪》《孔子世家》《伯夷列传》《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等；他们将《史记》与司马迁作者意识相联系，并试图兼顾文学与史学层面的分析，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的诸多方法论来解读史学文本。侯格睿、杜润德的研究即是沿此路径展开的，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作为海外《史记》研究的经典之作，此书确能给予读者多方面启发，从诸多学者均有书评（如方葆珍、李惠仪、倪豪士、魏纶、普鸣、柯睿等）这一点，即可见其分量。且该书篇幅短小，语言平易，丁波、丁慧添之译文亦晓畅通达，今收入“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必然可以进一步推动当前《史记》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