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鹤立蛇行：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张隆溪著，黄湄译，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2024年11月即将出版，614页，118.00元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原书用英文写成，2024年由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在我发表的数十部专著当中，这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自198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进入学术界以来，我在国内外数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一直关注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也多是比较研究的内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多年里，我的兴趣也扩大到世界文学的研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学有一点虽偶然却又颇为重要的联系。十九世纪初，德国大诗人歌德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谈论世界文学，但其中最著名，也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是1827年1月31日，他与年轻的秘书艾克曼的谈话。歌德告诉艾克曼说，他那几天正在读一部中国小说，而正是阅读一部欧洲之外东方的文学作品，使他意识到局限于单一语言的民族文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于是歌德宣告说：“诗是全人类共有的……民族文学这个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在眼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促成其早日到来。”（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on Weltliteratur [1827],” in David Damrosch e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19-20）歌德与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欧洲学者不同，对西方以外的文学颇感兴趣。他不仅阅读中国小说，而且也欣赏五世纪印度戏剧家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喜爱十四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的作品，并且从中吸取灵感，写出他自己的《东西方诗集》。因此，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应该包括西方和西方之外世界上各主要的文学传统，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

不过歌德并没有明确界定世界文学的概念，而在十九世纪超出单一语言的民族文学传统建立起来的比较文学，都局限在欧洲语言和文学的范围之内。十九世纪是西方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许多欧洲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都把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理解为欧洲文学，而歌德的概念又没有明确定义，所以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文学并没有成为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中叶，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克劳迪奥·纪廉就曾经抱怨说，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太模糊，是个“实际上做不到的荒谬想法，值不得一个真正的读者去考虑，只有发了疯的文献收藏家而且还得是亿万富翁，才会有这样的想法”（Claudio Guillé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世界文学不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文学作品的总和，因为仅仅是作品数量之多，就使世界文学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要使世界文学成为可以实际操作的概念，就必须重新界定这个概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中一股新的潮流，而戴维·丹姆洛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里提出的概念，也许就是最具影响的重新定义。他说：

世界文学包括超出其文化本源而流通的一切文学作品，这种流通可以是通过翻译，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欧洲人就曾长期在拉丁原文中读维吉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超出本国范围的任何作品……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当作品超出自己本来的文化范围，积极存在于另一个文学体系里，那部作品才具有作为世界文学的有效的生命。（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

丹姆洛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

这就是说，只有超出本国语言文化的范围，往往通过一种广泛流通的语言，在世界上得到其他国家读者阅读和欣赏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

这一重新定义解决了纪廉抱怨过概念模糊的问题，使世界文学变得比较明确而具体，那就是世界文学必须是超出文学作品自身本来的语言文化范围，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和欣赏的作品。这一重新定义极大地缩小了世界文学的范围，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但同时也把世界上大部分仅仅在本国语言文化范围内流通的作品，都排除在世界文学的概念之外。目前能够超出自身原来的语言文化范围，在世界上广泛流通的文学，基本上都是西方主要的文学，而非西方文学，也包括欧洲许多“小”语种的文学，就大多还只是本国读者阅读和欣赏的民族文学的作品，而不是世界文学的作品。正如比利时学者特奥·德恩所说：“事实上，迄今为止大多数世界文学史毫无例外都是西方的产物，其中对非欧洲文学，尤其是现代的部分，都一律忽略过去。”他接下去又说，不仅对非欧洲文学如此，甚至在欧洲文学各个传统之内，“处理得也并不平等”，“具体说来，法国、英国和德国文学，在更小程度上意大利和西班牙文学，还有古希腊和拉丁文学，得到最大部分的注意和篇幅”（Theo D’haen, “Major/Minor in World Literature,” 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 1:1, Spring 2016, p. 34）。我们熟悉的世界文学作品，的确如德恩所说，基本上都是欧洲和北美一小部分文学经典，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文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研究世界文学将是对尚未为人所知的非西方文学和欧洲“小”语种文学的探索和发现，使这些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也能超出其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参见最近出版的拙著《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大世界文学的经典》[Zhang Longxi,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Routledge, 2024]）。

张隆溪著《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大世界文学的经典》

西方主要的文学经典，从古希腊的荷马和罗马诗人维吉尔，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再到后来的歌德、席勒、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华兹华斯、济慈、雪莱、拜伦、波德莱尔、马拉美、托马斯·曼、弗吉尼亚·伍尔夫、卡夫卡等等众多西方作家和诗人，都不仅是西方读者熟悉的经典，而且是非西方读者或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的文学经典。非西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虽然也各有自己的经典，却大部分还停留在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之内，并没有成为在全世界广泛流通的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自《诗经》《楚辞》以来，汉赋、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的诗词和古文、元、明、清的戏曲和小说，还有现代白话文学中的许多精品，在中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其中的经典具有完全可以与西方文学经典媲美的审美价值，然而在中国之外，世界上大多数读者却并不知道。中国的大作家和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汤显祖、曹雪芹等等，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对于中国以外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读者说来，这些都还是十分生疏的名字。虽然歌德在十九世纪初读到中国小说时，就谈论起世界文学，但现在西方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却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显然存在知识的不平衡。一个中国的大学生甚至一般读者，对上面提到那些西方主要作家和诗人的名字都不会完全陌生，但一个欧洲或美国的大学生，甚至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都完全不知道中国最重要的诗人和作家们是谁。当然，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们会知道，但他们在西方学界人数不多，影响有限，他们的知识和努力也还没有成为西方社会一般人的普通常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应该改变的现象。现在我们谈世界文学要谈的是名副其实“世界”的文学，而不只是西方文学。中国的经典作家和诗人及其著作，应该超出中国文学的范围，更广泛地为其他语言文化传统的读者所认识和欣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之可以超出中国语言文化的范围，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

张隆溪著《什么是世界文学》

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时提到阅读一部中国的小说，他读的当然不是中文原文，而是法文的译本，可见在世界文学的概念里，翻译相当重要。丹姆洛什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的概念时，也提到一部文学作品要超出其文化本源在其他文学体系中去流通，“可以是通过翻译，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而原文流通的例子是曾经在欧洲各国通用的拉丁文。换言之，要使一部文学作品在世界上广泛流通，就需要将其翻译成在世界上广泛通用的语言。就当前国际上交往的实际情形而言，英语毫无疑问就是在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用英语来介绍中国文学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就是使中国文学能够超出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最佳途径。用英文来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就可以在中国之外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使更多读者能够认识和欣赏中国文学。这就是我用英语来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初衷。我在2022年4月下旬完成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英文书稿，当时有感而写了一首绝句：

二十万言尝作史，三千历岁述先贤。

先贤不识君莫笑，鹤立蛇行域外传。

“鹤立蛇行”乃是形容中国人看不懂的外国文字，来自据说是唐玄宗所作《唵字赞》又名《題梵书》诗：“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门弟子无人识，穿耳胡僧笑点头。”（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编《全唐诗外编》，全二册，中华书局，1982年，上册第5页）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借助“鹤立蛇行”的外国文字，将中国文学传播到海外，让外国读者能够了解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

章培恒、骆玉明编《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日译本

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

此书本来是为外国读者而写，出版之后，东方出版中心的朱宝元先生希望有中文本，并请黄湄女士译成中文。黄湄女士自己喜爱中国文学，有丰富的翻译工作经验，她的译文忠实而流畅，使我这本书能够在国内也能与读者见面。我在撰写此书时，参考了国内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得益最多的是章培恒、骆玉明两位教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袁行霈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在此我对这些前辈和时贤表示由衷的感佩，也感谢朱宝元先生和黄湄女士。撰写文学史在材料的取舍，尤其在叙述和评论当中，都必然表现出作者自己个人的兴趣、看法和观念，其中有任何失察和错误之处，都由我自己负责。如果此书的中译本能在国内得到读者和研究者们的批评和讨论，有益于我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深入认识，那就会使我在原来的意图之上，得到更多的收益。依据朱宝元先生建议，这个中译本保留了原书大部分引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文。懂英语并对中译英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原文和英语的翻译，对翻译的正误得失，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所以我期待着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们对此书的反应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