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不再栖居在同一个地球上”

他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流传和解释。这也是为了解释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所探讨的多样而分散的问题，似乎让人们无法琢磨其思想的连贯性。在巴黎的公寓里，布鲁诺·拉图尔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带着喜悦，铿锵有力地接受了这一系列访谈。在访谈中，他的言辞既十分迫切，又抚慰人心。在这个访谈的现场，他有一种紧迫感。这次访谈信息如此密集，且言简意赅，似乎他在安排着一切。他关注的问题十分清晰，他的对话幽默风趣，他的言辞如同表演的艺术。仿佛随着他临终一刻的临近，一切都变得如此透彻。布鲁诺·拉图尔于2022年10月9日去世，享年75岁。他是同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2018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写道：“他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也是被误解最多的哲学家。”

拉图尔在国外享有盛誉，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霍尔贝格奖（2013年）和京都奖（2021年）。不得不说，他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生态学、法律、现代性、宗教，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他对实验室生活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并具有轰动世界的影响力。

除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拉图尔曾与他共同撰写过一本访谈录《澄明》［éclaircisse-ments］）之外，法国的哲学往往与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保持着距离。

社会学家布鲁诺·卡森提（Bruno Karsenti）曾回忆道：“他是第一个意识到政治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态问题的人。”1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 nature）就是证明，该书的思路与米歇尔·塞尔的《自然契约》（Le Contrat naturel，1990）一脉相承。

布鲁诺·拉图尔

一、反传统的社会学家

但毫无疑问，正是两本以提问形式发表的生态学专著《着陆何处？》（Où atterrir?，2017）和《我在何方？》（Où suis-je?，2021），让公众更广泛地了解了这位特征鲜明的社会学家。

他于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博讷（黄金海岸）的一个资产阶级大酒商家族，现在已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激励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去拯救各种生态灾难。

正如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在《拉图尔-斯唐热，比翼双飞》（Latour-Stengers，un double vol enchevêtré，2021）一书中所记述的那样，拉图尔与斯唐热在思想上长期保持着友好的交流，自“盖娅入侵”（l'intrusion de Gaïa）以来，拉图尔从未停止过对我们所处的“新气候体制”的思考（《面对盖娅》［Face à Gaïa］，2015）。他解释说，自从人类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已成为一种地质力量，“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彻底改变”。他断言，“我们不再栖居在同一个地球上”。

从十七世纪开始，现代人认为自然与文化、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离已经实现。他们认为，“非人”（non-humains）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事物，尽管他们一直在与之互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在其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中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

二、生命体创造其生存的条件

不过，拉图尔说道，有一项发现也许“如同伽利略在他的时代的发现一样重要”，这就是英国生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2022）在《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盖娅假说》（La Terre est un être vivant：L'hypothèse Gaïa，1993）一书中的发现：生命体为自己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正如微观生物逻辑学家林恩·马格里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所证实的那样，大气层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恒定的，而是由栖居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创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生活在这层薄膜上，这层薄膜覆盖着全球，一些科学家，比如地球化学家、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热罗姆·盖拉代（Jérôme Gaillardet）将其称为“临界区”（zone critique）。我们现在必须“着陆”于此，而不是去离地生活，以维持宜居条件的包络（enveloppe）。拉图尔将盖娅（Gaïa）命名为“临界区”，盖娅既是一种科学假设，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指的是“大地之母”，是所有神灵的母体。

我们的宇宙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世界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命的表述已不再相同。正如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说，伽利略革命使地球与其他天体更加接近，从而使我们“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伽利略将目光投向天空，洛夫洛克则将目光投向地面”。拉图尔总结道：“除伽利略的运动的地球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洛夫洛克的变动的大地，这样才算完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哲学能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生态危机。但我们同时也要采取行动，“着陆于这个新大地”。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通过自我描述，让每个公民“不是描述我们生活于何方，而是描述我们为何而生活”，并描绘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大地是什么样子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中，第三等级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并列出了不平等现象。因此，他断言，“一个懂得描述自己的民族能够在政治上重新定位自己”。

他的方法是什么？探究。他从未停止过对其力量的确认和检验（《探究的力量》［Puissances de l'enquête］，2022）。作为一个务实之人和经验论者，在“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之后，拉图尔领导了“着陆何处？”运动，在拉沙特尔（安德尔省）、圣朱利安（上维埃纳省）、里斯-奥朗吉斯（埃松省）和塞夫朗（塞纳-圣但尼省）举办了一系列自主陈情的讨论会。“你靠谁活着？”是一个核心问题，是“从无言的抱怨转变为不满”的关键，这个问题有益于建立新的联盟。

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拉图尔展现了这种提问的艺术。他在第一次疫情封控期间推出该问卷，以自主陈情的辅助形式，吸引了大量关注，其开头的一个问题引发了许多被封控者的思考：“对于那些在疫情封控下已暂停的活动，你希望不要恢复其中哪些活动？”（《想一下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生产的各种封闭态度》［Imaginez les gestes 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AOC，2020年3月30日）

三、集体合作的思想

《着陆何处？》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手段，就像这位集体思想家从未停止过建立的研究手段一样，就像他最近策划的两个展览一样。一次是2002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艺术与媒体中心（展览名为“临界地带”），与奥地利艺术家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和“偶像破坏”组织（Iconoclash）合作；另一次是在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展览名为“你和我，不在同一行星上”），与马丹·圭奈尔（Martin Guinard）和林伊娃（Eva Lin）合作。

这些作品由装置和表演组成，其目的不是阐释某种思想或哲学，而是进行“思想实验”。它们将其他学科与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对这种新的宇宙观进行反思。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解决我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请教那些比我了解更多的专家，以及那些个性截然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让我产生了思考。”

“临界地带”展览图册德文版

不得不说，拉图尔是在集体和个体的协助下，以小组和团队的形式进行思考的。就像在巴黎政治学院时一样，在他担任科学院院长期间（2007-2012年），他创建了多个项目：媒体实验室（Médialab，2009年成立的跨学科实验室），旨在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由社会学家多米尼克·卡丹（Dominique Cardon）领导；Speap（2010年成立的政治艺术学院），现由科学史学家兼剧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Frédérique Aït-Touati）领导，他曾执导拉图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表演《运动的地球》（Moving Earths，2019）。

拉图尔还发起了由社会学家尼古拉·本维努（Nicolas Benvegnu）领导的“科学与技术分析辩论图谱”（la cartographie des controverses à l'analys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公众辩论的复杂性，并将其变得清晰可见。这些辩论杂糅着社会、空间、地理、科学问题，他最近关于外来入侵植物的辩论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此外，拉图尔还启动了“大地形态”（Terra Forma）项目，该项目由亚历山大·阿雷涅（Alexandra Arènes）和阿克塞尔·格雷戈瓦（Axelle Grégoire）领导，这两位年轻建筑师将景观问题与领土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着陆何处？”运动，拉图尔在其中与建筑师索艾伊·哈基米尔巴巴（Soheil Hajmirbaba）和作曲家让-皮埃尔·塞沃斯（Jean-Pierre Seyvos）等人合作。

他的妻子尚塔尔·拉图尔（Chantal Latour）是一位音乐家，也是S-composition（专门从事共同创作的工作室）的协调人、中间人和艺术合作者；女儿克洛伊·拉图尔（Chloé Latour）是一位演员和导演，她与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一起将拉图尔构思的剧本《盖娅全球马戏团》（Gaïa Global Circus，2013）搬上了剧院。他开玩笑说：“这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农场，有父亲、母亲和女儿。”

四、社会并不存在

让我们观察一下拉图尔与大家共同主持的富有亲和力的小组，还有他们所举办的会议，这些会议穿插着各种戏剧和歌曲，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让大家一起经历了引人入胜的时刻。尽管拉图尔这位哲学家充满灵气，其思想的光芒熠熠生辉，但他从不盛气凌人，而是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完全沉浸在对我们的生存条件和共同体验的探究中。

之所以说集体对他如此重要，是因为他的社会学概念，他认为社会学不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是一门共同体科学（《改变社会，重塑社会学》［Changer de société，refaire de la sociologie，2006］）。这位行动者网络理论家断言：“社会不是由上层建筑维系的，集体是由集体成员共同维系的。”在社会科学的谱系中，他更接近于描述社会学（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而不是解释社会学（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必须保卫社会”。拉图尔解释说，社会并不存在，它不是现成的，我们必须“将社会视为玄妙的生命之间的新的关联，它打破了属于同一个世界的舒适的确定性”。正是因为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社会学才需要其他学科领域和其他研究方式。因此，他的《生存方式的探究》（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2012）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在书中证明了存在多种“真理体系”。

拉图尔并非以自然主义者的身份或沉浸于大自然和荒野的方式来研究生态学。他出生于勃艮第，这无疑让他十分关注风俗和土地概念，不过他是通过科学社会学的方式来关注生态学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所，拉图尔有幸见证了内分泌学教授罗杰·吉列明（Roger Guillemin）团队发现内啡肽（endorphine）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他解释了“一些人为制造的场所，为什么可以被确定为已证明的事实”。拉图尔与古典认识论者相去甚远，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实践，并不将自然与文化、确定性与观点对立起来。他认为，科学是由争论构成的，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参见他的《实验室的生活：科学事实的生产》［La Vie de laboratoire: La Production des faits scientif iques，1979］）。

因为这种非同寻常的科学民族学（ethnologie），有人认为他是“相对主义者”，这意味着他否认科学真理的存在，而他的社会学则是“关系主义”下的理论，将理论、经验、社会和技术要素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一种特定形式的真理。

五、“过度的还原论”

对于法律和宗教，他的研究方法都是一样的。拉图尔对裁决制度产生了兴趣：“什么是合法的言说？”“什么是虔诚的言说？”这与拉图尔的博士论文密切相关，他于1975年通过答辩，题目是《解释与本体论》（Exégèse et ontologie）。拉图尔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哲学思考，没有跳过任何中间环节。

在拉图尔中学时期的最后一年，他与哲学邂逅了，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我立刻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哲学家。悖谬的是，其他形式的知识似乎更不确定。”对尼采的阅读让他开始破坏偶像，就像18岁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但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无情地批判各种基本概念”。

夏尔·贝吉（Charles Péguy）既是天主教徒，又是社会主义者，从拉图尔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基督教青年学生会（Jeunesse étudiante chrétienne）时的激进青年时代，到他最近关于政治生态学的著作问世，贝吉的作品一直是他的人生伴侣：“贝吉曾经是一个造反派，他关于道成肉身的写作，他对大地和依恋的思考，让他今天能够揭示我们所处的境况。我们已经不知道该居住在哪个空间了。人们都在谈论那些因为害怕生态灾难而被动员起来的年轻人。但贝吉明白，现代世界剥夺了我们的创造力，这种损失是一场悲剧。”重要的是要记住，与贝尔纳丹学院（collège des Bernardins）“圣训”教席的成员们一样，教皇方济各在2015年（《面对盖娅》出版的那一年）通谕《圣训集》中发出的先知式号召，对拉图尔来说，是“神的惊喜”。正如神学家弗雷德里克·卢佐（Frédéric Louzeau）、历史学家格列高利·克内（Grégory Quenet）和神学家奥利里克·德·盖利斯（Olric de Gélis）所解释的那样，拉图尔一眼就发现了《圣训集》中的两大创新：对地球遭到破坏与社会不公之间的联系的发现，以及对地球自身行动和受难力量的承认。他还注意到，这两项创新与“喧嚣”（clameur）一词有关。“喧嚣”一词在拉丁语和法语中都有法律渊源：大地和穷人的抱怨！

诗人、散文家夏尔·贝吉画像

作为勃艮第的一名年轻教师，他得到了一个启示、一种顿悟。1972年，在第戎和格雷（上索恩省）之间的公路上，他感到“疲惫”，于是靠边停车，“在过度的还原论之后清醒过来”。每个人都试图将周围的世界还原为一种原则、一种思想或一种观点。他在《非还原》（Irréductions，1984）一书中写道：“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爱上帝，他能够将世界还原为他自己，甚至创造世界；作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们追求的是宇宙的起源，并从宇宙大爆炸中推导出宇宙的演变；作为一名数学家，我们要寻找公理，以公理包含所有其他的推论和结果；作为一名哲学家，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根本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只是现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们要把庸俗的简单做法和观点带回思想生活。”

正如他在那个蔚蓝的冬日所意识到的，“无可以还原为无，无可以从无中推导出来，任何事物都可以与其他事物结合起来”。这就是他的“十字符号”。他写道，这个“符号驱走了一个又一个邪魔，从那天起，形而上学之神再也没有回来并让我热血沸腾过”。这就是指导他整个哲学的宇宙观。虽然他的职业是社会学家，但他最终是一位哲学家。

六、观察科学

在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的一系列采访中，他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说：“美哉，哲学！”为什么这门学科能够创造出德勒兹曾经说过的概念，如此美丽，如此恢弘，如此令人陶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只能为之而热泪盈眶。”哲学——哲学家们都知道——是一种动人心魄的思想形式，它对整体感兴趣，但从未触及整体，因为其目的不是触及整体，而是热爱整体。爱是哲学的关键词。如果说他热爱并试图拥抱这个整体，那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首先是在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在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他在那里接受了人类学培训。确切地说，是在阿比让（Abidjan），当时他与一家科技学院进行合作，并承担笛卡尔哲学的教学工作。作为一名“后殖民”知识分子，他拒绝将理性的西方与非理性的非洲对立起来。这一经历使他建立了一种“对称人类学”（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以民族逻辑学家研究非洲社会的方式来研究西方社会。这种方法促使他观察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实验室，它不是普通的实验室，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验室。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经历，让他了解了“科学是如何开展的”。

拉图尔是一位田野知识分子。他对巴斯德和科学史情有独钟（《巴斯德：微生物的战争与和平》［Pasteur：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1984］、《巴斯德，一种科学，一种风格，一个时代》［Pasteur，une science，un style，un siècle，1994］）。他还热衷于技术史研究，并因此于1982年进入矿业学院，在那里一待就是25年，在创新社会学中心待的时间尤其长，该中心的负责人是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他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幕后推手。

《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Aramis ou l'amour des techniques，1992）可能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该书以巴黎南部几乎要建成的自动地铁的名字命名。这是一本“科学化”（scientifiction）的著作，是社会学调查与“机器爱情故事”（l'histoire amoureuse d'une machine）的结合。

拉图尔在序言中不仅总结了这本书的内容，还概括了一项研究计划、一种社会学方法、一种哲学抱负和一种伦理关怀：“对于人文主义者，我想提供对一种技术的详细分析，这种技术足够恢弘壮丽，足够灵韵生动，足以让他们相信，他们周围的机器是值得他们关注和尊重的文化对象。对于技术人员，我想告诉他们，在设计技术产品时，不能不考虑到人类的群体、激情和政治……最后，对于文科研究人员，我想告诉他们，社会学并不只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它也可以张开双臂欢迎非人群体，就像二十世纪它对大批穷人所做的那样。也许，我们的集体是由会说话的主体编织而成的，但穷人，我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弟兄，在各个方面都依附于这个集体。若向他们敞开心扉，社会纽带无疑会变得不再神秘。是的，我希望我们在读到阿拉米斯的悲惨故事时能真正流下眼泪，我希望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学会热爱科技。”

七、一种“新阶级斗争”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拉图尔在1994年提出了“物的议会”（parlement des choses）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将那些被归入科学领域的主题引入政治”，并在人类代表与“相关的非人”（non-humains associés）之间建立对话。拉图尔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概念发明者和难能可贵的思想启蒙者，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他也变得更加政治化。

在与丹麦社会学家尼古拉·舒尔茨（Nikolaj Schultz）共同发表关于新生态阶级的备忘录（Mémo sur la nouvelle classe écologique，2022）时，他在《世界报》上说：“生态是新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冲突不再仅仅是社会性的，而是地缘社会性的，然后，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新生态阶级”，自豪地接过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者的火炬。

他们的思想胜利了吗？从比利时哲学家文奇安·德斯普雷特（Vinciane Despret）到美国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从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到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还有印度散文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他的思想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他的著作主要由发现出版社（La Découverte）与出版商菲利普·皮格纳雷（Philippe Pignarre）合作出版，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在法国，他的读者人数众多。他培养、陪伴和支持过的知识分子们的作品现在都被人们阅读和评论，如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政治哲学家皮埃尔·夏博尼埃（Pierre Charbonnier）、女权主义哲学家埃米莉·阿希（émilie Hache）、律师萨拉·瓦努克姆（Sarah Vanuxem）、研究变形问题的思想家埃马努埃莱·科奇亚（Emanuele Coccia）、生命哲学家和动物研究者巴蒂斯特·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艺术史学家埃斯特尔·钟·门努尔（Estelle Zhong Mengual）、哲学家和艺术家马蒂厄·杜佩雷克斯（Matthieu Duperrex）、泛灵论人类学家纳斯塔西亚·马丁（Nastassja Martin）、心理学家和摄影师埃米莉·埃尔芒（émilie Hermant）以及科学和健康人类学家夏洛特·布里夫斯（Charlotte Brives）。更有奥利维耶·卡迪奥（Olivier Cadiot）和卡米尔·德托莱多（Camille de Toledo）等诗人和作家，总结了拉图尔生活方式的特殊之处：“在戏剧中思考的快乐，不屈服于痛苦或灾难的力量。”他的思想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无法一一列举。

他在巴黎政治学院的一些学生共同发起了“气候公民大会”，有的学生在重视生态问题的市政厅工作。他与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一起，为当代法国思想界的生态政治转向做出了贡献。这有点像十八世纪的沙龙，启蒙哲学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这里你会有一种见到新狄德罗和达朗贝的感觉。

菲利普·德斯科拉指出，拉图尔的“外交哲学”（philosophie diplomatiqu），尤其是他在新气候制度和生态问题上的成果，“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思想”，这种思想让人们“意识到……现代性是在云端、在地面上建立起来的，它声称要将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分开”。

1970年，福柯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是德勒兹的世纪”（参见福柯为《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写的序言，1968年版）。今天，哲学家帕特里克·马尼格里耶（Patrice Maniglier）认为，我们的时代将是“拉图尔的时代”。或者说，“不是我们成为拉图尔主义者，而是我们的时代成为拉图尔的时代”。将拉图尔归结为一个说辞，有悖于他年轻时的直觉。

更何况，近来他一直以其高大、优雅、蹒跚的身姿行走在一个炽热的世界，就像一位能够诗意地栖居在人类世时代的于洛先生（monsieur Hulot），像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一样坚信“宇宙是一个多元世界”。拉图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新的形势，他写道：“我的父亲和祖父可以退休，安详地变老，安详地死去。他们童年的夏天和他们孙子的夏天可以是一样的。”当然，那时的气候也有波动，但它并没有像我们这一代，即婴儿潮一代那样，伴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发生巨大变化。他感叹道：“我不能退休、变老、死去，而我留给我的孙子们的，是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无关的八月。”

因此，在访谈的最后，拉图尔以尾声的形式写了一封信，写给他的孙子，写给将在2060年年满40岁的这一代人。正如福楼拜所说，“愚蠢就在于想要结束”，因此，这封信不是结尾，而是序曲，是对未来的献礼，它邀请我们不顾一切地奔赴未来。在这里，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工具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食粮，还帮助我们想象新的生活和行动方式。他邀请我们“成为地球人”，与地球产生共鸣，他称之为“地球情感”（géopathie）。拉图尔就这样着陆了。但他和他的作品一样，依然不可复制。

本文为《栖居于大地之上》一书的序言，该书记录了法国哲学大师布鲁诺·拉图尔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文版近日出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加。